近年来清朝《理藩院则例》的整理研究概况

本文将近年来学术界对清朝《理藩院则例》的资料整理、研究概况,作一简要回顾,主要对其名称出现的时间、与《蒙古律例》的关系、体例版本、性质等有争议的问题作了阐述,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理藩院则例》的关注。     

论BOT方式的法律问题

BOT方式是一种系统工程,其运行涉及两类合同,一是BOT合同,二是BOT合同的辅助合同;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前者属于涉外行政合同,后者属于经济合同。BOT方式涉及多方当事人,政府和项目发起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政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行政管理关系,项目公司与承建公司、原材料供应公司、贷款机构、经营管理公司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合同关系。我国目前的BOT立法存在着法律阶位过低、条款相互矛盾和对BOT含义理解不适当等缺点,为尽速改善我国BOT投融资环境,制订高阶位的BOT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组织的功能和权限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也随之增加。因此,探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规划中的公益权衡及以人为本的法价值指向——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的分析

行政规划是一种特殊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会直接影响特定公众的重大利益。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行政规划必须解决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与权衡,关键是要确立起以规划区域内所有相对人的生命健康利益为本的法价值指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突出反映了我国以往的行政规划在此价值取向方面发生了重大偏差,为此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坚持行政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原则,切实贯彻实施以人为本的法价值观。     

论我国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的构建——基于对日本立法和实践的考察

完善核损害赔偿程序机制是我国核领域立法需考虑的重要课题。核损害赔偿案件通常具有损害范围大、损害持续时间长、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复杂等特点,要求纠纷解决机制具备高效性、专业性、成本可接受性、公正性与权威性等性能。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充分满足这些要求,建立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参考日本经验,我国可建立由国家核安全局主导的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该机制应从调解机构的组织定位与职能配置、人员构成、调解程序与费用安排等方面进行设计,以保障其解决核损害赔偿纠纷的能力、效率和成本优势;应定位于可供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通过与司法机制的有效衔接来增强其调解的效力,保障当事人能够获得充分救济的机会。     

严书翰学术成就简介

严书翰,1950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91年7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马列·科社评审组专家,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     

新视野

<正>中国呼唤一场民富革命一系列信号表明,中国正在推动一场旨在实现民富的新革命。有关专家指出,革命需要路径,对于中国而言,举其大者,以下路径是必需的。其一,民企让利于民。数据显示,在1992至2007年间,我国政府、     

降低行政成本 建设节约型党政机关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构建节约型政府的执政要求。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存在的严重铺张浪费问题。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群众反映强烈。这种不良风气必须坚决制止。要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切实规范公务接待行为,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至此,构建节约型党政机关成为中国政府明确的执政理念,也成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     

重建知识分子的内部行规

许纪霖在《读书人站起来》一书中认为：为什么今天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自律？行政和舆论这两种监督,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想着重分析第三个监督机制,即如何重建自我监督机制：知识分子内部的行规。传统中国士大夫与今天相比,总体还是比较清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