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质疑

基于中国检察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所反映出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和诉讼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检察权即法律监督权这一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和相应思想观念呈不科学性以及不公正性,检察机关的应然定位、法律监督权的优化配置和检察机关诉讼权力本质属性等基础理论问题应从全新角度研究     

论军事权与行政权的分野——以扈佳佳案为切入点

在扈佳佳案中,军事权与行政权发生了混同和错位,应归属于军事权的征兵政治审查权力以行政权的模式配置,并以行政权的运行机理运行,造成了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并导致权力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对"权力分立"与"权力分类"的混淆性认识是军事权混同于行政权的原因.军事权应该是一项独立于行政权的国家权力,其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都有其独特特点.军事权的法律规制与行政权的法律规制有类同之处,如都受到来自公民权利界限、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限制;军事权的法律规制也有其特殊之处;宪政架构下军事权的配置有独特的特点;军事权的程序控制具有特殊性;与行政权相比,军事权应受到更多的国际法上的规制.     

建构、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检察制度

检察权与行政权是我国宪法结构中两种重要的国家权力。检察权行使法律监督权,具有独立性,不受行政机关干涉;行政权行使执行法律的权力,具有辅助性与从属性。两种权力依据宪法和法律在各自权限范围内按照程序分别行使,在特定事项的处理中相互配合,检察权监督行政权。决定两种权力分工、监督与配合关系的基础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检察权与行政权权力属性之差异、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及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目的在于完成宪法任务,维护正义,保障人权。应在基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分析前提下,深化对检察权与行政权权力属性的认识,为实践中两种权力合乎宪法目的运行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本刊编辑部认为,完善和发展行政检察制度,需要进一步丰富行政检察的内涵,适时制定行政检察法,明确行政检察的基本原则,适度拓展行政检察范围,合理选择行政检察方式,以及加强行政检察队伍建设。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行政权和检察权关系研究》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本着倡导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编辑部之立场。     

权力运行视角下审判权与行政权冲突研究

审判权与行政权同为权力分立的一支,本应处于并行不悖的状态.然而,行政权的恣意扩张招致审判权的逐步萎缩甚至失准.试观此矛盾,从权力的关联性到权力的重新定位,审判权与行政权并无强弱之分,亦无高低之别.两者的冲突解决不能依靠权力的单方面压制,而是基于权力的合理配置,配置的基点则又回到了司法最终救济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上来.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法律演进、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从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村民自治经历了由“大民主”向“制度民主”演进的阶段,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法律在完成重大修订后,扩大了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参与范围,进一步规范了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程序.但基层民主建设毕竟是长期和系统的工程,中国村民自治之路仍存在村民参与内在动力不足、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等问题,需要在主体定位、宏观政策、民主程序、制度保障等多方面形成路径合力,以确保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稳步发展.     

科学行政与权力行政之比较

科学行政与权力行政举其大端来说,就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换言之,科学行政是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进行行政管理,它要求行政权的产生和行使都要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不可能成立,更没有任何权力。江泽民总书记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北代表团会议上的谈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历来主张,     

我国公立高校行政权力问题研究

通过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行政权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行政权具有多重性质,它既具有教育行政权内容,同时又具有一般组织权利的属性.提出依法治校关键是依法行政,为防止高校行政行为失范,必须建立和完善高校行政权的救济途径.     

论民事执行权的主体和国家分工属性

民事执行权的性质直接决定着民事执行机构的设置。民事执行应以诉讼阶段进行划分,从申请执行到执行终结,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活动都是执行工作。在这一前提下,民事强制执行权的主体属性只能是国家,执行机构只能是国家机构。在国家分权（分工）属性上,民事执行权的运作一方面以效率为价值追求,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单方面性等行政权特征;另一方面执行权又以公正为价值标准,具有一定中立性、终结性等司法权特征,是一种司法行政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性质。     

生态环境预防性行政诉讼体系的构建

无论是传统的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还是风险行政管理体系，既无法对行政相对人的环境行政权益予以前瞻式的救济，更无法满足公众的权益预防性保护的诉求。这种结构性缺陷在风险社会下日益明显，直接威胁到生态环境行政规制体系的有效性。要扭转这一局面，唯有以生态环境行政行为风险为核心，建立起具备预防性救济功能的行政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护。对此，未来环境行政诉讼立法应将生态环境行政诉讼的对象扩大到具有产生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盖然性的各类生态环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与内部行为、事实行为等，在原告资格方面确立符合条件的环境公益组织的起诉资格，并确立弹性管辖等相应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应当在立法设计中注重司法权与行政权之平衡，通过约束预防性行政诉讼启动的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以及损害程度等，有效衡平两种权力并促进其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