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域下的官僚制理论解析

从经济学的途径剖析官僚制可以进一步透视官僚组织的运行机理。官僚组织的创设、发展、控制、僵化、变革和消亡在经济学的视域下有着合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运行逻辑,官僚的动机、目标、行为、信息沟通也遵循着追求最大化收益的经济理l生。官僚制研究的经济学途径启示了对官僚制的认识需进一步改进行为假设和注重激励机制。     

唐代官僚家庭财产管理的模式与手段

唐代官僚家庭财产管理实行"同居共财"。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财产共有制度.但实际上是家长专有制,家长拥有对一切家庭财产的绝对支配权。家长专有专管并不意味着家长亲管,其具体管理方式是多样的。管理方式多样性的实质不是对家长专有制的否定,而是古代以孝为根本的宗法社会下家长专管权力的延伸。     

从中国的饭局说到官僚制（下篇）

四、浅述官僚制的一些弊端 “官僚制”这一术语起源较晚,19世纪,这一术语的贬义用法遍布欧洲的许多国家。（参见《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二卷,第206～217页,“官僚制”,本词条作者A．班迪克斯）     

手指之处,必有浮屠——佛教圣地蒲甘掠影

正早就听说缅甸蒲甘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不仅寺庙众多,而且风光旖旎。不久前来到占城蒲甘,这里佛影重重,可谓手指之处,必有浮屠,景色宜人,早晚皆美。佛教圣地,古城新姿蒲甘地处缅甸中部,坐落在依洛瓦底河中游左岸,人口约25万,曾是缅甸蒲甘王国首都,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因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佛教建筑遗迹而闻名遐迩,被称为"东方佛教     

“恩格斯的国家祸害论”确实应该重视——回应夏美武等先生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为了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保留国家机器是必要的。然而,在自我赋予执政权力、自我传宗接代、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已经夺得政权的党如果不下力改造这种国家机器,却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同无产阶级相异化。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下,要想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必须推行政治民主化。兑现宪法已有的民主承诺应该是第一步。     

苏共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原因分析

苏共官僚特权阶层产生的根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弄清苏联剧变的真正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借鉴,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抗争政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本文通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为维护退休金权益所展开的十年抗争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来勾勒国家在劳动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僚场域。这个官僚场域由三个相互交叉的圈子所构成：信访办圈子、信访办与法院之间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这些交叉的圈子所构成的国家场域一方面通过对抗争的制度化循环而拉长了工人的斗争时间,分散了抗争的空间,从而有效遏止了抗争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抗争工人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叙事化互动促进了国家资本的激活与流通,从而实现了对抗争者的象征性支配。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社会治理模式法治化——以“街头政治”为视角

街头政治的表现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乌克兰、泰国、土耳其、委内瑞拉、柬埔寨针对执政当局、执政者的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我国的台湾地区2014年3月"反服贸"、4月"反核四"——两场声势浩大的"街头运动"搅动台湾社会,香港七一"占中环",大陆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街头政治现象,其负面影响极大。应该如何看待并规范街头政治行为,本文企图在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之间寻求合法的平衡点,使得街头政治行为纳入到社会治理法治化轨道,既实现了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又不至于使街头政治背离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而成为民主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