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编写体例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编撰,在"文学批评"概念界定方面逐渐从广义走向狭义,批评内在质素逐渐受到重视;在"现代"的时间界定问题上,上下限不断延伸,反映出编撰者对文学批评自身现代性认识的加深;在"现代史"内部的历史分期方面,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时期观念,但各著作对不同时期的定位又有认识角度的差别;史料的梳理、整合具有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丰富的趋势,彰显出"论"史的特征.     

现代性文学史观之反思

中国文学史研究走过一百余年历程,其间的成就与偏误、建构与颠覆需要回顾和反思.如果从知识分子的转变出发,文学史研究须坚持学统、道统与政统的并行原则,并以之反思现代性文学史观的线性模式和二元模式的根本路径,从而走出现代性,回归学术性,呼唤民族性的回归.     

甲骨卜辞中“V有N”结构初探

甲骨卜辞中常见的“动词＋有＋名词”（Ｖ有Ｎ）结构，以前很少讨论。本文试图从语法、语义、语用的角度对“Ｖ有Ｎ”式（一些特殊现象除外）进行初步的探讨，认为“Ｖ有Ｎ”是个动补式的复合结构。     

致使义“得”与致使性“得”字补语句

通过对古代汉语语料库的检索分析及汉语方言材料的佐证,认为致使性"得"字补语句有两个来源:一是致使义"得";二是词汇手段使动用法衰落,使成式出现。特别是隔开型使成式和"V+使令动词+C"用法的出现,给致使义"得"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句法位置,从而促发了致使性"得"字补语句的产生。而从生成语法轻动词理论角度来看,致使性"得"字补语句中的"得"可看作使役轻动词。     

法与生命的悖论:论章太炎思想的政治性与批判史观

章太炎的核心政治思想前后关联,并且随着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不同社会状况与时局难题而逐渐深化。考察章太炎进入民国时期的思想,可以发现章太炎政治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批判史观与他早期的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并衔接了他的国故研究。首先,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所响应的政治思想,关键在于国家作为组织的问题,并且针对治理人民的国家机关过高之权力进行批判;其次,章太炎对于国家机构的批判,延续了革命成功前分析国家概念的政治思想,主要探讨的问题便是组织、生命与法之间的张力;第三,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援用老庄与华严宗唯识论的思想以及小学训诂的传统所提出的缘起本体论,透露了他的批判史观,足以检验国家作为体制以及国家作为概念所揭露的生命与法的根本悖论;第四,本文以"史"的政治性批判作为结论。     

论孟子义利观的困境和出路

基于“先知先觉”的英雄史观的思维模式,孟子简单地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要求统治者“先义后利”而民众“先利后义”,将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无视义寓于利﹑利寓于义的道理。孔孟仁政的实质是人治,其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性善论”),在政治实践上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人治的出路在于法治。只有在当今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下,才有可能展现孟子义利观的本真内涵。     

“文学民间源头论”的形成及其失误

“文学民间源头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个理论,它的一条直接的形成路径来自于京剧的雅化及新文化人士对京剧雅化的批判。瞿秋白将阶级剥削理论运用到中国戏曲史的分析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鲁迅对雅俗关系的阐述则相对深刻和全面,他反对的是文艺的士大夫化。然而在阶级观念日益膨胀的时代,简单的占有论被当成了文艺雅俗关系的全面理解,最终在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思潮的推动下,形成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正统和主流的文学史观。“民间文学源头论”不仅将文学形式的产生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对雅俗两类文学的关系作了线性的、狭隘的理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经学对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建构过程中,儒家经学给予了直接影响。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以儒家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系统阐发"变易"史观和社会进化史观。章太炎则以儒家古文经学为基础,强调历史进化中的剧烈变革,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