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数字修辞色彩探析

在中国文化中,数字具有丰富的修辞色彩。本文围绕数字的心理联想、数字与修辞表达手段,以及数字的修辞情趣展开阐述。     

政治修辞研究述评

我国学者对政治修辞的研究涉及到了政治修辞理论、中国政治修辞、中国政治修辞史、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修辞以及美国的政治修辞诸多领域,并已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范畴宽泛,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性,但总体上仍处于初始阶段。今后的政治修辞研究应着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修辞理论,关注政治情景研究,立足于政治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修辞策略的改革。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的词语修辞

《第九个寡妇》[1]是严歌苓创作由理性转向形象的很重要的一部作品。本文就小说词语方面的修辞,从词语的转类、词语的降用、词语的仿用、词语的析用、词语的讳饰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论文学中的声音修辞

从语言学或符号学的角度来考量,文学不仅是形象的艺术,也是声音的艺术,形象与声音共同构筑了文学的两极。甚至可以说,声音是文学的第一能指,而形象只是声音(意义)的显现。如果循着历史的踪迹进行追寻,各种文学样式都具有声音修辞的属性。当前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则是视觉依然占统治地位,听觉被视觉所放逐,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是如此。为了文学的良性发展,在当前的语境之下,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学中声音修辞的关注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

韦恩·布斯是二十世纪美国修辞学界的知名学者，尤以小说修辞学著称。但布斯对隐喻的论述也颇具前瞻性。由于其修辞学家身份，其在阐述隐喻定义、评价等方面时难免不涉及一些诸如修辞情境、修辞动机、劝说等修辞学概念，这些概念的运用极大地充实了他的隐喻观。研究对韦恩·布斯的隐喻观作了梳理与分析，主要阐析了布斯对隐喻的概念本质、评价等方面的理解，分析了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理论贡献和局限。研究发现，布斯的隐喻观较具前瞻性，有深厚的西方修辞学底蕴，为后来的隐喻研究作了重要的铺垫。     

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中不可靠叙述之比较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并产生了修辞研究和认知(构建)研究两种研究方法。本文试在修辞研究的视野下比较《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中的不可靠叙述,并指出:在这两篇小说中,不可靠叙述呈现出相同的审美特征,即不可靠叙述的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而这三个特征与"不可靠叙述"的三大类型又产生了契合,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叙述效果,深化了批判的主题。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修辞性研究

哈贝马斯(Habermas)是当代西方具有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家,其对修辞学的贡献在于将归属于批判理论的交往重要性进行理论化。他对各种形式的公共性的历史叙述,尤其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叙述,以及他对交往行为理论的阐述,构成了他对20世纪修辞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本文拟从修辞学的角度探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便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他的理论进行解读。     

法律修辞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衔接——基于民主视角的探讨

法律修辞的民主功用在简易案件中得到了较好发挥,但对于疑难或重大的案件,尚未成熟的法律修辞因承受不起体制内外的种种压力而偏离民主坐标。昂贵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可在关键时刻肩负起民主的重任,但现实中的陪审员却只能在简易案件中"卖苦力",以至于成了司法民主的装饰品。应当尽快促成修辞民主与陪审民主的功能衔接,让二者分别在简易案件与疑难或重大的案件中发挥优势。在修辞中陪审,让语言贴近客观;在陪审中修辞,使制度回归民主。如此,司法民主在法律修辞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互补中突出重围。     

如何扩充语言的容量

语言的容量可以通过巧用成语、弦外之音、修辞等手段扩展,既可以节省笔墨,又可以使文本具有悠远的意蕴,更加生动形象,还能扩充文本的张力,让语言成为表现文本的主要要素。     

从《诗经》修辞同义词看先民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

从《诗经》修辞同义词看先民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求同认识能力,二是区分认识能力。求同认识能力是指在众多事物中,找出其共同点,将其聚合在一起的一种聚合能力;区分认识能力是指把聚在一起的两个以上的对象加以比较,辨别分析同义词中的＂小异＂。《诗经》中的叠咏修辞同义词、对出修辞同义词和连文修辞同义词聚合在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