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民元唐绍仪内阁

民国元年唐绍仪内阁是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后根据《临时约法》组成的共和国第一届内阁.由于唐内阁存在时间不长,政绩不彰,因此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从唐内阁成立的政治环境与组建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的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经过协商形成的混合型内阁,主导权操在极权主义者袁世凯手中,内阁成立伊始,便面临种种矛盾并且不被列强所看好.尽管唐绍仅曾是袁世凯的亲信,且因热衷于共和而被南方革命党人所接受,就其政治历练与交通系背景来说,也具有一定优势,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但他终为袁氏所摈弃,施用种种手段,摧垮了唐内阁.唐绍仪内阁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唐氏有其内阁人事制度的原则与新政权内政外交的抱负;内阁组建后亦承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建政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唐内阁的各项政策,形格势禁,未能有所展布,但唐氏本人促成南北统一、希望促进孙袁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愿望,还是应当肯定的.唐内阁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从理念进入实践的最初尝试,大力推动了民初的宪政建设,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光宣之交的“陈璧案”与载沣的整顿吏治

光宣之交发生的“陈璧案”,与当时的派系斗争大有关联。载沣将时任邮传部尚书的陈璧革职,不仅意在打击袁世凯一党的势力,且有削弱奕劻权力的意图所在。此外,陈璧与载沣之间不合、陈璧平日屡屡揽权的做法等因素,也导致了载沣对他的罢免。不过,由于查办大臣避实就虚、诸多官员求情以及陈璧本人窜改档册等因素,影响了载沣对陈璧的最终处置,并因此遭到民间舆论的讥讽与抨击。载沣欲以言官之力打击权贵要臣,以达到整肃朝纲的目的,可言官的滥参成风不能不使他有所顾忌,其整顿吏治的效果也就难惬人意。     

近代《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

近代《泰晤士报》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景式的报道。在辛亥革命期间,《泰晤士报》相关报道的舆论导向经历了由中立到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转变。《泰晤士报》以西方经验和价值观审视辛亥革命,其相关新闻文本带有显著的政治倾向性、选择性和主观色彩。《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对革命进程本身以及此间英国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看民初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思想

1915年,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重定教育宗旨,该宗旨既包含积极的正面建设,也有消极的除弊。结合《教育要旨》和《特定教育纲要》的内容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具有继承性、务实性和兼容性三个特点。如果抛开政治成见,抽离其中的政治水分,单从技术层面来看,民初袁世凯教育思想中也有可供后人汲取的思想资源。     

袁世凯与张謇关系述论

袁世凯和张謇都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自从19世纪80年代在朝鲜结识后，他们的交往与合作，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搞清他俩的关系对揭示清末民初各种势力交叉、分隔、纷繁芜杂的政治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次重要人物列传(八) 汤芗铭:辛亥之舟

汤芗铭这个人的是非得失,你很难界定。但是有一条,人们应该永远感激他,正是由于汤芗铭的临阵倒戈,才让武昌形势出现了大逆转。如果说,五四女侠王会悟在嘉兴南湖上找的一艘船,把共产党送上了历史舞台,那么,年仅26岁的少壮军官汤芗铭率领的舰队,就是那艘护送辛亥革命抵达胜利彼岸的幸运之舟。     

谭嗣同被捕时间补证

笔者在《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中曾指出:根据谭嗣同的3封狱中遗札,以及魏允恭在致汪康年函中所记其在1898年9月23日目击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由"步军统领监送登车"发交刑部的情景,可判断谭嗣同之被捕,就在政变当天,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对此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