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政府的币制改革与“京钞风潮”

出于种种目的,袁世凯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向中国建立初步近代金融体系的方向上有所迈进。然而,袁世凯的复辟帝制的反动政治行为引发了“京钞风潮”,不仅打断了币制改革的进程,而且造成金融市场的狂澜迭起。社会因此而发生巨大动荡,最后也构成了袁世凯政府覆灭的重要原因。同时,“京钞风潮”并未随袁世凯之死而停息,由此引起的财政金融问题,又延续了数年之久。中行因在平息“京钞风潮”中功不可没,使之作为国家银行的地位更加巩固,难以动摇。     

袁世凯简论--兼评刘忆江《袁世凯评传》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开创的北洋系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进程。以刘忆江《袁世凯评传》为例,兼及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简述袁世凯一生成败得失,为袁世凯研究做一小结,更好的认识处于晚清民初政治漩涡中的袁世凯。     

辛亥革命前后赵秉钧“助袁”活动考论

赵秉钧作为袁世凯的肱骨助手,辛亥前三年,在天津为袁世凯探听清廷动态,自辛亥起,往彰德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助袁出山,沟通南北,逼退清帝,代表袁世凯坐镇北方,作用极为关键。辛亥时期赵秉钧的作为,主观上来讲固然为了北洋私利,然而在客观效果上却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赵秉钧因宋案而被定格为反面代表,这严重地束缚了学术界对其在其他时段的研究。     

袁世凯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谈判

袁世凯接受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侵略要求,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是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而做的交换.通过分析日本提出条约的事件背景、条约谈判过程、袁世凯的应对后认为,日本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孤立无援的机会,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分裂、袁世凯急于巩固自身权力的弱点,并加以武力威胁,终于迫使袁世凯接受其空前的侵略要求.这一结局基本上是中日实力对比和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的真实反映,袁世凯恰逢其时,恐怕难以力挽狂澜.     

袁世凯与民初南北统一局面形成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然而时局复杂,满汉对立、边疆危机、列强窥伺,内忧外患加剧。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列强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传出“非袁不能收拾”的信息,清政府不得不启用已经“开缺回籍”的袁世凯,南方同盟派也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反正。袁世凯手握国家政权和重兵．以安抚为主解决南北争端,促使清帝和平退位,维护了新生的中华民国,避免了国家冲突、民族撕裂和列强干涉。1912年9月“四巨头”会师北京,推出“八点共识”,昭示了南北确已统一,中华民国确已建立。     

民国初年逊清岁费问题初探(1912—1916)

清室逊位后,民国政府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每年付给逊清皇室一笔费用以维持其生计.然而,一方面民国初年政府财政极其困难,逊清岁费多有拖欠,而逊清皇室开支浩繁,导致其常常人不敷出;另一方面袁世凯等人又出于维持同逊清皇室友好关系以利用其影响力的需要,竭力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由此导致了民国初年政府在对待逊清岁费问题上言行不一的矛盾现象.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辛亥袁世凯再起诸因素述论

长期以来,我们深信不疑地认为,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历史必然。其实,在袁世凯出山一事上,似乎偶然性的作用更大些,但并非否认其自身因素所起的关键作用。由于历史发展是靠合力,形势永远比人强,因而片面强调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有违历史真实。袁世凯复出看似历史的必然,实则各种因素际会的结果。     

嗜肉＋纵欲：袁世凯死于尿毒症

民国五年六月六日（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暴死北京。但导致他患上尿毒症的原因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