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山记者黄远庸评袁世凯统治

黄远庸认为,民初中国应采取适度集权的新权威主义,同时,强调在统治方式上应参杂法治和现代化的统治方法;而袁世凯当时未能很好地接受此建议,其新权威主义守旧色彩过浓,没有掌握好新旧之间的平衡,不能满足新兴社会力量的要求,导致统治基础不稳,是其失败原因之一;黄远庸虽没有找到新权威主义与政党政治的结合点,但是,让后世实行新权威主义的统治者看到了问题所在。为中国政治向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袁世凯窃国新论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学术盛宴中,史学研究领域迎来了又一次考证和品评辛亥革命人与事的新热潮,其中争论最多的便是民国五年被定性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但是,窃国之罪是否真如世人所言;何者为“窃”,是否为“窃”,可否言“窃”。矫枉过正不是正确的评价方式,重新客观审视过去所做的历史结论,对今天的历史研究依然有借鉴作用。     

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是在君主宪政和共和宪政两条路线上交替进行的,其中有君主、臣民、外力三股力量相互运动。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紧密相连:他因顺应中国近代君主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崛起;亦因顺应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则因逆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动而走向灭亡。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袁世凯是近代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在清末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倡导新式学校教育,建立了地方教育体制,凭其社会地位为清末教育脱离旧的轨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新政期间袁世凯对直隶吏治的整顿

190 1— 190 7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针对当时直隶吏治极端混乱和腐败的现状,采取过一系列措施进行治理与整顿。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派遣官员出国学习和考察,设立官员培训机构,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惩治腐败等内容。袁世凯对吏治的治理整顿,是清末直隶新政举办成功的重要保障和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夭折原因新探——从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成份谈起

本文从剖析中国资产阶级队伍的结构入手,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成份是商业资本家。在敌我双方殊死搏斗的紧要关头,这个阶层却醉心于自己眼前的短浅利益,不愿承受革命的暂时痛楚,最后竟背弃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政权,容忍和拥戴袁世凯篡权窃国。失去本阶级主体成分的有力支持,是导致南京临时政府夭折的根本原因。     

袁世凯与汤圆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一心想当星帝。他通过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对外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列强支持。终于在1915年年底宣布：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实现了他朝思暮想的皇帝梦。     

袁世凯奏辞兼差问题考订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兼差问题为例，袁世凯自任直隶总督以后，先后五次上奏请辞，其理由归结起来：一是身体赢弱，力不从心；二是兼差太繁，难以兼顾，分身乏术；三是释贪权之疑；四是兼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责有专成，或基本就绪，而无须分担。上述理由应属切实无疑，由此进一步思考，则可对袁世凯的权利观有新的认识，从而订正学界的固有成见。     

“泥菩萨”黎元洪的另一面

1913年12月11日，在武汉就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参谋总长的黎元洪不情愿地登上了北去的专列来到了北京。一代枭雄袁世凯以当初接待孙中山的最高礼仪接待了这位武昌首义的功臣和副总统。就黎元洪来说，也不想进京之初就和袁世凯的关系搞得很僵，于是宾主把酒言欢，极尽欢愉。这道政治风景，     

袁世凯与天津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思潮在近代从西方传入我国，并于清末付诸实施，其中，袁世凯是积极的参与者。袁世凯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就其成效而论，居全国之首，直隶成为当时的模范省，与之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