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骨干与叛徒之间

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写道——袁世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叛徒。1898年,他背叛了皇帝1911年,又背叛了朝廷;再过五年,他又背叛了共和国。     

对唐绍仪集团的考察

唐绍仪集团多数生长在沿海，接触洋务较早，在洋务方面有不少贡献。唐绍仪本人，留学美国，与袁世凯为密友，曾担任总理。后与袁政见不同，转而拥护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后又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唐绍仪一生多变．很值得认真研究。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成功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是极其独特而无可替代的。虽然他不是革命派,甚或一度处于对立面,但作为中国最精锐的北洋新军的军事首领和中国南北方最大的实力派,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一举一动无不左右着中国政局。因此,不仅帝国主义、清王朝、立宪派倚重他,即使是像黄兴、黎元洪这样的革命党人,其时也对他寄予厚望,称其为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能够担     

北洋军阀政府的秘书工作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不到一百天便告夭折。1912私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开始了延续15年之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     

古代科举制对完善现行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启示

古代科举制是一种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员的政治制度，自隋朝开创到清朝末期废除，绵延1300余年。古代科举制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隋朝初制，唐朝完备，宋朝发展，明朝鼎盛，清朝衰败。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上书请罢废科举，清政府当年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同时宣布自1906年始所有级别的科举考试一律停止。自此，科举制寿终正寝。[第一段]     

满人封疆大吏崧蕃与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

庚子西巡中西安成为"陪都",地位顿时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因之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庚子年陕甘总督由湘军大将魏光焘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这既与魏光焘勤王不力不无关系,也是慈禧太后彼时更信任旗人的鲜明体现,还与复杂敏感的董福祥善后问题密切关联.与庚子年"惩处"董福祥问题已经较为清楚不同,辛丑回銮过程中的二次"惩董"问题尚扑朔迷离.崧蕃与曾经的西北大员、现任军机大臣荣禄和鹿传霖主张用怀柔之法,而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力主处死董福祥,各方都有过刀光剑影的秘密运作.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正在陕甘地区悄然发生.     

冯国璋真假墓之谜

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今河北河问市）诗经村人，1859年生。1917年7月任代理大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帽儿胡同冯宅，终年60岁。12月31日，总统徐世昌决定在冯的故里为其建造茔地，南政府负责监督施工，其建筑规格参照袁世凯墓修建。     

“官业余利”并非北洋六镇军费主要来源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其控制的北洋"官业"中,只有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确定每年提取两成余利作为军费来源。而滦州官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没有规定将余利或营业额作为军费来源,临城矿务局余利每年只提取2000两白银作为军费。关内外铁路余利只是临时垫拨、挪借,前后总共不超过两次,不可能任意挪用。天津官银号和北洋银元局是通过发行公债间接赞助军费。这说明,"官业余利"并不是北洋六镇军费的主要来源,其在军费筹集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     

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官场没有读书人

清末，封疆大吏中以袁世凯与张之洞声望最重。袁世凯曾经这样描述两人的差别：“张中堂是读书有学问人，仆是为国家办事人。”简单说，老张有才华，适合做学问，老袁没学问，只能办具体事。看上去是自谦，其实是最阴损的贬彼扬己。官场是做学问的地方吗？中国传统观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