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注视野中的一般法与特别法——以担保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实现为例

法律评注以全面性、体系性和准确性为根本特征,为了精准描摹规则适用的各个场景,写作者必须妥善处理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囿于体裁和篇幅,法律评注往往难就一般规则在特殊法之下的个案事实、裁判观点和司法场景等方方面面作详细展开,担保权的实现规则就是评注视野之困的典型例证。担保制度的作用方式是担保权人在债务人无法履行时得享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然而权利人依据民法和破产法实现担保的前提、条件、方法和效果迥异,不仅破产法与民法的立法目标存在本质差异,破产法还更强调程序性规则的实际效用、当事人的商谈博弈和司法确认的能动过程。在方法上,法律评注应以局部体系作为主要参照坐标系,多以行动、事实和裁判作为研究质料,而且评注对特殊法的关照也并不否认法典的体系涵摄力。     

工亡后补缴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待遇应由谁支付?

[案情] 2015年1月3日邱某进入某公司担任司机,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15年4月8日,邱某在工作中突发疾病死亡.2015年4月13日,该公司为邱某补办社会保险转入手续,补缴社会保险费.2015年5月26日,当地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邱某死亡视同为工伤.     

高校预算编制程序优化研究

预算编制是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新预算法的深入实施对高校预算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预算编制程序是对预算编制工作在编制时间、流程等方面所做的安排,本文拟通过优化预算编制程序来提高预算编制质量。首先分析高校预算编制程序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预算编制程序的基本思路;其次通过对高校部门预算和校内预算的关系、预算编制体制等方面的阐述提出具体预算编制程序。     

宋教仁民主宪政法律思想刍议

作为同盟会主要领导的宋教仁,曾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一时。在他短暂的生命旅程里,基于自己对西方宪政思想的深刻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提出了政党内阁制、独立的行政裁判制度、折衷制下的地方自治等一系列民主宪政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实践样态评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各级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蔚然成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类型的司法裁判中得到了系统体现。从当前实践样态看,存在显性援引仍显不够、少数价值观体现不足、释法功能较弱、说理较为宽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源地位界定不一等问题。在把握融入的界限、提升融入的能力和保障融入的规范性上下功夫,可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实效。     

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担任特别代理人的程序规则建构

我国对于无诉讼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程序利益的立法保护主要是法定代理人制度,然而这一制度不能解决未成年当事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利益冲突时如何最大化保障未成年人利益的问题。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指导下的未成年程序参与权保障与国家监护理论要求建立我国的特别代理人制度以弥补未成年诉讼行为能力的缺失。通过域内外立法比较、特别代理人主体资格优势分析、制度基本运行模式的比较选择,并对适用范围、启动条件、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调查内容、监督方式等具体程序规则进行设计,初步提出了构建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以监督方式备位担任特别代理人的未成年人特别代理人制度的构想。     

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

中国宪法呈现为非讼化特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前苏联宪法模式及其苏维埃宪法意识的影响 ,宪法章程化、宪法纲领化和宪法问题政治化等中国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 ,以及中国社会民主意识和公民宪法权利意识的限制     

濮阳市人事局编印《人事考试程序与规范》

为加强人事考试组织管理,规范考试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根据国家人事部、省人事厅关于加强“三基一化”的有关要求,结合该市人事考试工作的实际与特点,濮阳市人事局组织专门力量,精心搜集资料,集思广益,提炼加工,数易其稿,编印了《人事考试程序与规范》。《程序与规范》主要有以下鲜明特点：一是内容全面,条目清晰。二是简明实用,操作性强。《程序与规范》涵盖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技师）考核考试等各类人事考试,     

正当期望与程序选择——当事人运行程序的两个基础性要素解读

当事人运行程序的目的在于实现自身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其对于诉讼程序结果的期望值以及对诉讼程序品性的判断,直接决定了他所采取的诉讼行为方式,而诉讼行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基础之上。当事人对于诉讼程序的正当期望以及当事人据此所作出的程序选择行为,共同构成了当事人运行程序的的两个基础性要素。     

“场景完整性理论”的应用检视和功能再造——以个人信息保护司法裁判为视角

“场景完整性理论”重视纠纷化解的个性化、差异化应对,强调以动态的规范模型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框架,在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纠纷司法裁判中,不乏在个人信息认定、判定同意规则的合理使用和利益平衡等问题上运用该理论化解争议,司法实践暗含着可归纳的理论应用规则,同时也暴露出舶来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的不适应性。一方面,既要从已有的个人信息纠纷裁判中归纳总结该理论在司法应用上的实践经验与共性,提取纠纷化解的公因式;另一方面,对该理论也要做出符合我国实践需要的适当改进和创新,在理论基础上设计出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更契合的司法评价方案,回应个人信息保护实践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