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法官保障个别正义的绿色通道

以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求法官在实现正义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法官应当成为实现个别正义的主要实践者,他们能够运用法律赋予的职权,最大限度地保护个案中各种主体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将法官独立制度、自由裁量权制度和法官的道德建设机制结合起来,建构起一条达至个别正义的绿色通道,维护个案的公平和正义.     

责任伦理：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理路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凸显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同时由于自由裁量权本身固有的“自由”裁断属性,裁量权的行使者偏离法律规定和公正原则而引发的公正失范现象不免存在。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我们主张不应简单限制或剔除自由裁量权,理性的方法是在制度之外辅以责任伦理,确保这种裁量自由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     

论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我们仅在刑事公诉权的范围内讨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不全面的,在立案侦查权、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权以及民事、行政案件抗诉权之中,我国检察官也拥有自由裁量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有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行政权的扩张性要求严格控制行政性裁量权,司法权的中立性使得司法性裁量权应适当扩大。法律还须加大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范围的程序性控制。     

浅谈我国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滥用及其规制

行政处罚裁量权是行政权力不断扩大的产物，是行政权力的核心和主要表现形式。为适应社会管理需要，当权者制定大量的委托行政法，赋予了行政机关过大的处罚裁量权。由于行政立法不完善，行政监督机制不严导致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滥用。本文以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规制为视角，探析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控制问题。     

下一步转向推行权力清单——对话铜陵市委常委、副市长黄然

《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行政审批的＂减法＂赢得经济发展的＂加法＂这个大背景下,铜陵市决策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做了哪些部署？这几轮改革对铜陵经济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黄然：铜陵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比较早的,从2004年开始,已历经五轮行政审批清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铜陵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一是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二是进一步缩短审批时间;三是进一步规范审批流程。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 政 自 由 裁 量 权 是 目 前 我 国 行 政 机 关 比 较 推 崇 的 一 种 行 政 权 力 ,而 且 这 种 行 政 权 的 运 用 似 乎 愈 来 愈得 以 扩 张 。行 政 自 由 裁 量 权 本 身 具 有 积 极 和 消 极 两 个 方 面 的 作 用 。如 果 不 能 对 行 政 自 由 裁 量 权 进 行 有 效 的 控 制 ,就 会 使 其 消 极 作 用 得 以 扩 张 ,这 种 扩 张 必 定 会 产 生 权 力 滥 用 危 险 。 因 而 ,对 行 政 自 由 裁 量 权 必 须 加 以 控 制。     

论行政程序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问题,它适应了行政权不断扩张的需要,适应了行政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和行政效率原则的要求,可以有效地弥补法治的局限性。然而,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其滥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影响和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形象,也助长了官僚作风和特权思想,导致形式上合法的腐败越来越多,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行政实体法在授予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后,其本身是无法有效控制其不被滥用的,而行政程序则可以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之初和过程中控制其行为趋于合理,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方法。     

从行政违法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

在当今要求法治的社会里，行政违法行为仍在肆意泛滥，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地选择行政权，自由裁量其行为的方式、程序和内容，甚至规避法律、_违反法律的结果。因此，控制行政违法行为首先应该从制度上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历史演进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与规则相联系的权力。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规则关系的不同,行政自由裁量权经历了从无限自由裁量权、严格规则主义到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的发展阶段,并展示出新的发展趋势。     

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

现行知识产权法确立了法定赔偿制度,实践中也普遍采用。但法定赔偿在具体适用时仍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以现行法律及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为依据,本文探讨了法定赔偿与侵权损害赔偿原则的关系,法定赔偿适用的顺序及方式,法定赔偿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定损害赔偿额的因素及计算赔偿额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