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选择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探析——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为视角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明确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选择原则的地位,但对于该原则的具体功能学界仍有争议。本文结合该法中关于最密切联系的规定,通过追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渊源,着重研究该原则在法律选择中的地位和功能。本文在承认该原则在解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选择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将其定位为一项补充性原则而非基本原则,同时指出在法官适用该原则时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应该对其自由裁量权有所限制,希望能对该原则的司法适用提供帮助。     

行政执法程序的经济分析

为实现限制行政权的行使、加强公民行政参与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行政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妊须融入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程序设定和实施的最终目标是增加社会总体财富,这就要求:充分发挥“自然正义”原则的经济合理性,从根源上破除权力经济的生长沃土,形成多元制衡的利益集团,保障法律的普遍性和神圣性;建立统一且具体的程序立法标准,尽最大努力减少权力之间的协商成本.理性人的每一次行动都体现价值最大化的分析逻辑,适当增加程序参与主体的违法成本,减少违法产生的收益与违法成本之间的差额,从而保障程序的有效性.     

刑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规制——对法官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定罪量刑阶段裁量行为的分析

通过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指出刑事自由裁量权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了规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内容,即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多措并举提高法官素质;明确自由裁量的原则和方法,使其在合理范围内运行;改革判决书制作模式,增加对裁量行为的说理;完善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实现立法及司法控制;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实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当下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它将行政诉讼的目的定位为解决纠纷,淡化了行政诉讼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妨碍了行政诉讼独特的宪政功能的发挥,并导致了行政法规则在诉讼中的模糊化,使行政诉讼所承担的对行政法的告示、指引、预测、教育等作用无从发挥,行政违法的责任也随之淡化。而学界肯定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由如行政裁量权的存在、中国无讼厌讼传统、外国存在相关制度等,均无法成立。由此,中国在当下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既是法官的特有权力,也是法律实现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其本身,又恰似一把双刃剑,游离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一方面应注意发挥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应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原则不能排除具体法律条文的适用——兼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继承案

尽管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始终,但它并不能离开具体的法律条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基本原则才有直接适用的余地。在本案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遗赠法律关系和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关系。找法的不正确,是本案中法官不得不依靠抽象的基本原则去寻求所谓“公平、正义结果”的直接原因。要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     

浅议我国检察自由裁量权

目前我国检察自由裁量权主要是指酌定不起诉权。酌定不起诉权符合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求,它的存在与我国现阶段司法资源严重紧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应当适当扩大我国检察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组织的功能和权限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也随之增加。因此,探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法官裁量权的行使原则

法官裁量权问题是司法制度的核心,也是法理学的一项基本研究课题.法官裁量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客观的需要,因此我们应当正视法官裁量权的重要价值.法官在行使裁量权时应遵循法律精神的原则、实现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平衡原则、兼顾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流变性原则、独立自由裁量与内在(自我)约束原则和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裁量的原则.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