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中的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其中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区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类型。根据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程序公正可以被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程序公正的衡量标准包括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公开、司法效率这四方面的基本原则。     

自然正义与正当法律程序比较研究

“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概念,是英国法官据以控制行政行为的方法,因此被认为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美国法上的基本原则,两者均体现了程序正义的理念,且均起源于英国普通法,因此多认为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相同于美国法的正当程序原则。但事实上,两者存在许多差别与联系。     

关于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的哲学反思

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是有差异的.正义作为一种理念,是最高层面的道德衡量标准,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公正在分配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分配原则和衡量标准,在社会生活中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公平属于基础层面的衡量标准,强调客观性,注重的是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带有明显的中性和"工具性"色彩.厘清这三个概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问题的理论阐述和实践应用具有积极价值.     

浅析《理想国》中“善”的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基于对当时希腊雅典社会政治的观察,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柏拉图提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他提出治国者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第六、第七卷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柏拉图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光明之源,从而“善”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之下,公民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建立一个“正义城邦”奠定基础。     

论卧底侦查程序法原则

运用理论分析、比较的方法将法治国的一些重大原则运用于卧底侦查,试图实现对卧底侦查的程序性控制。分析认为,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最后手段原则、对付重大犯罪原则、司法令状原则及个案正义原则可从事前、事中与事后角度实现对卧底侦查的静态与动态的双重控制。     

伦理道德国家：古典政治哲学的追求

古典政治哲学属于一种典型的伦理政治观,在政治建构上,致力于政治的伦理道德性建构,把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目的和手段,其政治的理想形式为伦理道德国家。古典政治哲学家把政治的基础归结为道德,把国家存在的目的说成是追求至上的善业。因而古典政治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政治生活的美好问题,关心的是何谓美德、何谓正义、何谓好的政体、何谓好人、何谓好公民等问题。     

政治正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以探究德性(arete)为主题,思考正义的社会秩序问题,然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术,霍布斯更是强化了政治的科学性,置权力于优先地位,把权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由此形成了政治哲学的两大传统.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又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视角去思考和构建现实的伦理生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正义的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观念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争思格斯以深逮的历史视角、科学的理论支撑与强烈的现实关切对正义观念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正义是人们对现实分配关系与自身利益关系的道德评判,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符合自身利益关系的分配关系说成是正义的;人类社会的正义观念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充满着剧烈的变化;正义观念嬗变的总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持有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正义现;无产阶级的正义现不是追运抽象的、动听的正义口号,而是消灭阶级.这几个方面前后衔接,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的基本理论框架.     

论罗蒂的“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

罗蒂（1931-2007）,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对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进行了批判,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他认为,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对普遍人性的探讨是陷入误区,却又构想了一个将个人创造和社会正义弥合的乌托邦：“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的可能性：在这个乌托邦中,反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罗蒂分析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如哈贝马斯等人;一类是主张自我创造的,如尼采和福柯。罗蒂试图调和二者,“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就是他的理想人格追求。     

行政裁量滥用及其治理

行政裁量是指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同一事实要件的处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的权力,但并不包括对该事实要件的评价判断。在当前社会中,行政裁量滥用的类型,大致有目的不适当、考虑不相关因素或不考虑相关因素、显失公正、裁量权的不适当拘束等情形。实践证明,单纯从法律的角度难以根本性地解决行政裁量权滥用的问题,加强行政裁量的正当性,已成为治理裁量权滥用、规范行政裁量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