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村教师生存境况的调查及思考

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西北农村教师的生存境况进行了全面描述,结果表明:农村教师的工资水平不断提升,但由于工作任务繁重、社会地位不高、自我职业认同度底、职业流动困难及发展空间狭窄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村教师压力巨大、身心疲惫,职业厌倦感明显。因此,要改善西北农村教师的生存境况,需要政府承担主体责任,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并优化分配机制,优化组合教育资源,优化农村教育环境;需要营造尊重教师自我价值和现实需求的良好社会氛围;需要教师个人树立职业情感以增强职业成就感。      

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其驱动因素差异研究——基于华东与西北地区12个省(市、区)的比较CSSCI

以新型城镇化理论和政策为指引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权法对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四大因素对华东和西北各省新型城镇化的贡献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东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于西北地区,但区域内部也存在较明显差异;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推动2005—2014年这一期间华东和西北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因素,人口发展和环境发展因素贡献较小;华东地区和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各有优势,但华东优势更加突出;环境是华东和西北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共同制约因素。     

国立西北农学院的合组经过与历史意义——基于历史档案的考察和述评

基于抗战时期的历史档案,梳理了国立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合组成立的历史经过。地处后稷教民稼穑之地武功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抗日战争期间西迁的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合组是现代农业文明的一次重要融汇。在强大的师资力量支撑下,国立西北农学院办学水平和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卓越,成为当时国内惟一的独立农学院,并在合组后逐步形成扎根西北、融汇世界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抱负,成为当代兴学强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熟悉的陌生人——读一部西北穆斯林史

不仅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到社会和学术的关系问题,就是历史学研究也难逃“话语”和“权力”的分析框架。中国穆斯林史和回族史研究的统合与分离,则部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李普曼教授有关中国穆斯林史的研究并没有认同国内学者对穆斯林史和回族史所做的分野,他致力于陈述一部自然人群的历史陈述,而不是权力/话语体系下构建的“回族史”。即使是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性历史考察,他也摒弃了“穆斯林”这样的传统集体词汇,从更为具体的“穆斯林”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分析西北穆斯林的独特社会经历。这就是李普曼研究西北穆斯林史时所用的场景分析。对西北穆斯林史的场景分析,从宏观的方面讲,涉及到西北社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从微观的方面讲,则涉及到“穆斯林”团体、个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及其互动关系。对西北穆斯林史的场景分析,不仅有助于祛除集体名词对西北穆斯林史的不当描述．而且有助于阐明穆斯林在中国形成陌生人的原因。     

张家川在外务工人员现状分析—以西北民大附近经营餐饮业的张家川回族为个案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不仅仅是城乡流动的反映,还是跨民族交往的反映。①对于张家川回族来说,来到大都市以后,需要面对城乡流动与跨民族交往的双重挑战。只有在技能、价值观念、社会交往、民族心理等方面不断调适,才能在城市里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张家川回族凭借自己独具特色的清真饮食,适应了都市现代生活,     

无垣之“城”——近代西安回民社区结构探微

历史以来西安回民社区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其宗教社会内部的组织秩序同构.回民社区在适应国家政令及地方法规制度管理的同时,以清真寺为核心,以教坊为组织形式,教民的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教坊制度下回民小集中的空间结构后面隐藏着的是居民的行为活动与教坊的物质空间秩序、社会生活组织秩序的高度统一,即物质形态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构成了西安回民坊巷居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特征.     

伊斯兰“乌玛”制度下的西道堂商业经济

伊斯兰教西道堂是清朝末年由卓越的宗教思想家和实践大师马启西先生在经训思想启发指导下,结合中国西北穆斯林的实际情况所创建的一个伊斯兰“乌玛”宗教社团组织。其特点是利用宗教维系人心,凝聚情感,弘扬伊斯兰文化道德精神,兴办社会事业,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     

西北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探析

随着西北民族地区加快转变旅游发展方式,生态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强劲发展势头。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生态资源独特、人文资源富集、民俗文化资源多样,这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在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地区存在着无序过度开发、资金短缺以及人才储备不足、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着眼于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保护性科学开发、多元融资引资以及加快引进培养人才等措施,不断提升西北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