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北民族地区环境建设的生态思考

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长期存在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差等诸方面问题;造成恶化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社会因素,既有历史因素,又有体制、机制因素。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南昌起义前的贺龙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共产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周恩来找贺龙谈话,贺龙接受共产党领导,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指挥的军队交给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与共产党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对此,彭真有过堪称经典的评价：“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把他拉过来的。这好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该收获了。”     

长征时期川西北苏区浅论

川西北苏区根据地,县红军长征时期创建的。它体现了党中央遵义会议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正确决策,使得历经长途转战的中央机关和红军得以相应休整和补充,确保了革命有生力量。为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及党中央实施川陕甘新方针,创造了必备条件。进一步充实发展党的民族政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左宗棠与西北近代生态环境的治理

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十余年中,他从改善各族人民生存环境出发,制定了一套包含着某些治理生态环境趋向的开发计划,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     

清季驻外使节与西北史地研究——以许景澄为中心

清成丰以后，受文献来源的束缚，西北史地学的发展步伐陷于停滞。至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增多，一些驻外使节逐渐开始引进利用西文材料，从而促进了西北史地学在清末时期的繁荣发展。其中，许景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这一时期西北史地研究的突出代表。     

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重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活动分析

时势危机促使国人关注西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经由朝野互动,最终演变成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重建,其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家生存和复兴。它依赖的路径则是在中心与边缘的身份认同中通过文明与野蛮的界定,尤其是通过把“野蛮”标注于西北的具体人物阶层,使作为文明的代表者、阐释者的中央获得了无上的威权,使中央威权能在地方重建。这也是传统的经营边疆的政治手法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再次回归。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贡献和成就

本文主要论述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成就,认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西北边疆民族史的初步探讨;对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的全面清理;提出了设新疆省以固边防的切实措施和打破了以往史地学局限于中国的狭隘观念四个方面。     

西北大学区域定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通过校史文献考证,意于廓清西北大学100多年来依托西北兴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认为关中—陕西—西北—西部—全国—世界的互逆循环过程或关系,表现了这种进化轨迹,尤其是其中作为“根”、“根据地”和“立足地”的陕西最为重要。这一思想,在清末酝酿,在民初大致成熟,在抗战时期得以实践和发展,建国以来有反复和调整,并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刘澜波对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历史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便与东北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帮助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同日军的武装斗争。东北军入关后,他受党组织委派,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促使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澜波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领导东北救亡总会继续关注与支持东北军抗战,使东北军成为全国抗日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初级群体及其功能分析

社会群体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单位,社会群体生活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群体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如此,民族社会学更如此。处于转型期的西北民族乡村社会,社会群体特别是初级群体依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其进行功能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它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