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

社会事业是为确保社会转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公益性支持与服务活动的总和,也是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正,维持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活动。在社会转型期,通过加大和改善对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投入和建设,提高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公民文化素质,加强公民法制意识,改善公民精神风貌,完善社会安全体系,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新突破,社会保障事业有了新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和睦,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基础。     

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

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的一大热点,杨成志从1928年的滇川调查开始,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两度出洋留学考察,博采欧美学术,并以中山大学为依托,训练出一批研究西南民族的杰出人才,中山大学因而成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杨成志也成为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先驱。     

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这样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也被视为民族地区。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界定边疆的方式。由此界定的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地区。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因此,边疆治理是一个不断常新的过程。今天,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边疆问题,不仅要进行边疆治理,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边疆治理进行重构,促进和加强边疆治理。     

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依省划分是民族划分中常见的一种方式.民族行省划分,发端于明清之前的民族政区划分.明清时期,在许多史籍中频频出现按行省划分民族的方式,西南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族行省划分思想在当时盛行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划分方式.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的产生和盛行,既是对民族政区划分的沿袭,更和当时实行的行省制和土司制有关.此种划分方式易被人们所接受,因而民族行省划分的思想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边疆人类学概述

人类学家关于边疆和边界的研究包括将内涵和认同层面存在差异的各个世界分离和联系起来的文化边疆,标示出地理空间的边疆以及形塑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community）成员资格的边疆。这些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常常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目前,社会科学已经逐步将对边疆关注的焦点聚集到其关系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不再将其视为政治边缘,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种探索路径。     

更多借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去发掘史料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是最为丰富的,最明显的标志是汉文的二十四史.但汉文历史文献记述的重点是中原地区的历史,边疆和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却往往会遇到史料缺少或不够完整的困难,新疆史也是如此.我们在研究新疆几千年的历史时,有很多空白点、疑难点由于史料之缺乏而无法解决.于是以往在新疆史的撰写中,就出现了不少由于史料不足而众说纷纭的观点,甚至任意的揣测.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掘更多的史料.     

边疆少数民族"中国认同"意识缘起初探

长期以来,在边疆少数民族人们的头脑中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儒家文化的相对先进性,其在时间维度的"与时俱进"和空间维度的"因地制宜",及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为该意识缘起奠定文化基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不断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国代表权的争夺与实现,边疆少数民族人们心中"中国"祖国观念的形成,对边疆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有效管理的常态存在,为该意识缘起奠定政治基础;中华各民族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同根"意识,现实中中华各民族的血脉相融,大杂居、交错杂居的民族布局是其缘起的社会基础.     

在趋同中寻求和谐——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裁判程序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多元的裁判程序呈现出趋同的特点.由于中央王朝纠纷解决裁判程序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必然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西南少数民族固有裁判程序必然会汲取外来裁判程序的营养,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纠纷解决的两种裁判程序互相制约、互相借鉴,最终走向融合.     

论西南民族文物调查研究与民族博物馆的兴起

本文扼要地回顾了西南民族学实物资料的调查、征集与研究历程,指出西南地区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宝库,民族博物馆事业也是西南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文章还讨论了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民族博物馆向何处去的问题.     

做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宣工作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外宣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是,由于地域和地区问经济发展的差异,一些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宣传工作,与发达地区相比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某些差距。对此,新形势下,特别是针对我国加入WTO的实际,如何充分发挥外宣工作舆论先导作用,卓有成效地为当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就越发显得重要,成为外宣工作面临而又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