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读《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兼论古文字断代对汉语史研究的意义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是一部博洽精审的古文字学、汉语语料学著作。     

乡遂之制与西周春秋之乡村形态

西周春秋时代的城邑与乡村并非完全如《周礼》所言,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以乡遂、国野之制解释之。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引入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不难发现,城乡关系与国野乡遂制度是两个交叉的概念。国野乡遂主要是政治属性概念,而城乡只是聚居点的分类与分级概念。国一般可以等同于城市,野则是由城邑和乡村共同组成;国之四周的郊、乡区域,一般也是大小不等的乡村村落。至于分封到各处的卿大夫往往是以采邑为中心,统辖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城乡共同体。乡村之中有着与城邑同样的宗法血缘关系,乡村组织是血缘与地缘的合一,而且在这一组织中,尽管家庭已是基本的生活与财产分配单位,但家族仍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与社会组织单位。     

齐国青铜艺术新探

纵观各个历史时期的齐国青铜器,无论是不拘一格的造型艺术,还是丰富多变的装饰艺术,都充分体现了齐国青铜艺术的成就,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其地域特色和艺术风格表现尤为突出。大量出土的齐国青铜器,以广泛的题材内容、不拘一格的造型观念、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为后世了解齐国青铜器的发展历史与艺术风格,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丰富多彩的齐国青铜艺术,作为中华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和发展我国青铜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与《诗经》中的其他风诗相比,"二南"诗歌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二南"虽属于地域性诗歌,其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受众更多;"二南"中的一些乐歌广泛地运用于射礼、饮酒礼、燕礼等各个方面,还作为周代的房中乐而存在,具有雅诗地位;"二南"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它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与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有关;它具有雅诗地位,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后代编诗者将它们放入风诗之中,从而降低了它们原有的地位;"二南"被孔子所重视是由于诗歌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反映出孔子对恢复周礼的渴望。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从礼乐文化视角对刘勰乐府理论的审视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乐教"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文心雕龙》中有明显的体现,这集中反映在《乐府》一文之中。在《乐府》中,刘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音乐观,表现出对雅乐的推崇与对俗乐的排斥。我们对刘勰音乐观的理解必须置于"礼乐文化"的背景之下,如此方能理解其乐府理论的内涵。通过对此篇的分析,我们发现刘勰所推崇的音乐观,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相须以为用"的礼仪用乐土壤,强调音乐所具有的政教功能,是对先秦音乐政教功能的继承。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考

秦之后两汉传承四百余年,真正由孔子正乐审定的"三百篇"之乐已荡然无存。魏杜夔所"绍复先代古乐",只能是东汉时的雅乐;所"传旧雅乐四曲",实即拟古之作。《辞源》、《汉语大辞典》等袭用清代学者结论,谓"《鹿鸣》的乐曲至西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皆欠明察。     

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

契丹音乐原本是原始部落风格。石晋的进献、尤其是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汴的大规模掳掠,使得契丹乐内容空前充实、功能空前完备。契丹乐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属性,成为合格的国家音乐。辽乐的国家化增强了辽对汉人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统治的礼乐力量,也强化了其兼治契丹与汉人的礼乐自信。辽乐兼并石晋音乐并凸显国家化色彩,也是其后来与北宋抗衡的文化力量所在。     

论《管子》的音乐观——兼与儒家音乐观作比较

《管子》的音乐观与儒家音乐观相比较有其相同之处,表现为两者都重视雅乐的教化作用,但《管子》更重视探讨最高境界的雅乐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在对待俗乐方面,两者又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俗乐的危害。但《管子》接受了俗乐兴起的客观事实,承认了俗乐的部分作用,如统治阶级在不沉湎于俗乐的情况下,可以欣赏俗乐;亦曾巧妙地利用俗乐帮助自己脱离困境。《管子》的音乐观体现了它的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学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