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德教的实现路径

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与思想存在着剧烈的变化,这是历史不断发展进化的结果.就思想而言,西周所宣扬的德不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而且也是一种价值本体.天与德的合一,既是周人对自身行为方式的价值判断,也是对统治秩序的理性诉求.当然,这种精神需要一定的形式渗透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因而德教作为精神的实现形式,就成为统治者亟须解决的问题.西周德教尤为简捷的形式便是话语和言辞,其次是祭祀、礼乐、刑罚等规范形式,而其落脚点在于敬德保民,以便维护自身的统治.这表明,周人思想中已有人的发现与觉醒,对先秦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友道精神的确立——先秦儒家友道之成因分析

先秦儒家建构的具有浓厚道义色彩,同时兼具平等、友爱精神的友道体系奠定了中国传统友道的基本精神.然而先秦儒家的友道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先秦儒家在顺应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变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对西周的友道进行改造而形成的.     

以“公天下”化解治乱循环

【编者的话】学者吴稼祥的新作《公天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一经出版,在学术圈和读者中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仅仅三个月内就加印数次。《公天下》贯穿其中的是一部基于中国政治演变的制度史,因此是一部政治史的著作。《公天下》通过对政治史的演变分析,提出了一套具有原理性的观点和主张,甚至提取出一系列独特的概念和范畴,所以它又是一部政     

西周国、东周国秘史（下）

本文梳理百余条西周国、东周国史料,抉发《史记》失记、《战国策》失序的二周秘史。阐明最后三代周王寄居东周国六十年,末代周王寄居西周国五十二年,因而二周先后成为战国中后期的天下中枢。兼明西周威公、西周武公、东周昭文君、宁越、杜赫、颜率、周最、史舍、韩庆、宫他、游腾、齐明、马犯等二周君臣的重要历史作用,魏国人张仪、楚国人景翠、东周国人苏秦等战国重要人物与二周的密切关系。     

从《诗经》看“西周铁器”说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曾依据《诗经》记载最早提出“西周铁器”说；以后他又对此予以检讨和修正，最终在史学界形成一般所认可的“春秋铁器”说。不过，根据现代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古籍进行综合分析，“西周铁器”说其实并不为错。     

试论杜夔艺术人生三部曲

杜夔是我国三国时期著名的音乐家,以推崇雅乐而见长,被后人广为传颂. 杜夔治乐严谨的风范和执着精神,以及发掘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的意识,对我们每位从事音乐文化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论西周王朝政治意识中的合法性理念--以今文《尚书》为中心

政治意识是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具有历史传承性 ,孔子以下的儒家政治意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影响是公认的 ,西周政治意识是儒家政治意识的直接源泉。西周王朝政治意识中的诸多要素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的合理性内涵 ,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现以今文《尚书》为中心考察 ,西周形成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意识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国家政治疆域的传承与统一意识 ;(2 )政治统治权威的合法传承意识 ;(3)批判和推翻暴君暴政统治的变革意识。上述政治意识要素深深影响了后世。     

西周金文考释二则

本文在吸取前人说法的基础上,结合古文献的记载,从文字学角度对西周铜器铭文中的"(O)"(目木)、"( )"二字重新进行考释;认为"(O)"(目木)仍释为"雍",但应指枲麻,是明确古代服饰"市"的质地之词;"( )"即古文献中的"裼"字,指裼衣.后者在金文记载的服饰中为首见.此外,本文还对这些服饰所涉及的西周社会制度略作论述.     

西域胡戎乐在北魏的传播与被接受

北魏之前,西域胡乐已在内地流传。凉州作为胡乐东渐的第一站,对促进汉魏雅乐与胡乐的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魏初期,宫廷音乐本用胡乐。立国既久,汉化渐深,统治者遂大力推崇雅乐,垂心雅古,务正音声,但北魏雅乐终不免戎华兼采、不辨雅郑,杂入了大量西域胡戎乐。这一有悖"礼乐治国"之状况,却推动了中古音乐从"教化民众"向"娱悦性灵"理念的回归;北魏文学更是吸收西域胡戎乐曲辞之悲凉意蕴,经艺术提升,变悲凉为壮美,文人乐府诗因此出现了瑰丽壮美的风貌。西域胡戎乐曲辞的自由体式,亦为文人诗歌吸收,促进了文人歌行体诗进一步走向成熟。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