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大分封与宗周礼制的传播

西周初年实施的大分封不仅具有政治军事意义,客观上对宗周礼乐文明的传播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封诸侯国特别是其中的姬姓诸侯国成为向新征服地区传输宗周礼制的桥头堡,大量带有周式风格的礼仪制度,以及周人奉行的以族类意识和宗法观念为核心的族本主义价值观,依靠新封诸侯的强势政治背景,以最为便捷的方式嵌入原来被夏商礼制覆盖的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周礼融汇夏商旧礼的历史进程。大分封在宗周和受封诸国之间建立起远较前代通畅的思想文化输送管道,将周公等人确立的道德准则和政治方针传向四面八方,这对促进华夏各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华礼教文明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礼乐征伐：西周国家的双重权力建制

西周国家在军事力量保证下的分封授民和血缘宗法制基础下的礼制文化建设,实现了西周国家的政治一统。军事、文化的双重权力建制在晚商、西周早期和中晚期三个阶段的各自作用和相互作用,保证了国家对外时能够强劲回击、在内部动荡时能实现平稳过渡,并在文化和政治上创建了新的秩序。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

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坚持西周奴隶说,他们是1950-196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领航者。范郭皆陷事先预设的理论藩篱,前者从生产关系入手,后者看重生产力,分别从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他们都在各自的理论架构内找力证,导致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范与郭在论著中长期存在隐秘交锋,吸引了大量学者参与辩论,彼此间构成了一张交错的“对话网”。范郭论辩多由范氏挑起,而郭氏是被动的应战者。他们“你来我往”的隔空较量,不尽是纯学术的,但都高度克制,顾虑对手的感受,事后默默地删改敏感文字,仍属同一阵营内的“争鸣”性质。     

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

契丹音乐原本是原始部落风格。石晋的进献、尤其是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汴的大规模掳掠,使得契丹乐内容空前充实、功能空前完备。契丹乐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属性,成为合格的国家音乐。辽乐的国家化增强了辽对汉人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统治的礼乐力量,也强化了其兼治契丹与汉人的礼乐自信。辽乐兼并石晋音乐并凸显国家化色彩,也是其后来与北宋抗衡的文化力量所在。     

西周监察制度管窥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 ,尤其是西周的监察制度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监察立法的尝试、专职监察官员的设置、监察的措施与方式、监察官员的法律惩治功能等构成了西周监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乡遂之制与西周春秋之乡村形态

西周春秋时代的城邑与乡村并非完全如《周礼》所言,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以乡遂、国野之制解释之。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引入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不难发现,城乡关系与国野乡遂制度是两个交叉的概念。国野乡遂主要是政治属性概念,而城乡只是聚居点的分类与分级概念。国一般可以等同于城市,野则是由城邑和乡村共同组成;国之四周的郊、乡区域,一般也是大小不等的乡村村落。至于分封到各处的卿大夫往往是以采邑为中心,统辖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城乡共同体。乡村之中有着与城邑同样的宗法血缘关系,乡村组织是血缘与地缘的合一,而且在这一组织中,尽管家庭已是基本的生活与财产分配单位,但家族仍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与社会组织单位。     

古代乐教与现代音乐教育──西周乐教与现代音乐教育之比较

从古代乐教与现代音乐教育的异同可以看出,人文化教育不能靠科技自身来实现,而必须依赖于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之引导。     

西周的"礼"与"德""孝"关系辨析

“德”“孝”是西周宗法伦理的核心 ,而“礼”与“德”“孝”有相同的起源、内涵和发展走向 ,“礼”是“德”“孝”价值观念的外化 (行为规范 )。     

西周"徕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2003年初,陕西省眉县出土了一批共27件西周青铜器,每一件都铸有铭文,器上记载了“单徕”及其家族史事,铭文数量之大,问题涉及面之广,为多年来所罕见。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徕鼎上,纪年、月、“月相”、干支纪日完备,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最重要的相关发现之一,也是对工程阶段性结果的检验和挑战;徕盘所记西周王世系统之完整,为西周文物中仅见。“徕器”将在三代学术研究中产生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