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一次关于西化问题的讨论

本世纪４０ 年代初在《今日评论》上出现了一场集中的文化建设问题的讨论, 讨论在全盘西化派与自己创造派中进行, 在时代迫切需要中国化的特殊背景下, 全盘西化论完全失去市场, 讨论很快中断。这场讨论尽管影响不大, 但具有独立性、哲学家的集中参与、误读现象严重等明显特点。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 这场讨论的中断和讨论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也还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回味和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与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内在地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始终,并呈现出启蒙—解释、民族—本土、大众—人本的范式演进。它不仅观照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而且指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前进方向。     

新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批判与回应

新文化保守主义是当前对主流意识形态挑战较为严峻的社会思潮,该思潮出于其政治诉求,把抨击矛头集中指向了与中国现实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儒化"的产物,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缺乏人性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具备合理性。由此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极具针对性的现实挑战。能否有效应对上述挑战,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元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由个体、组织和群众等构成的多元化主体系统,其中,知识分子、理论家和党的领袖是个体主体,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主体,人民群众是群众主体。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主体大体上经历了由知识分子主体到理论家主体再到领袖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是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发展而来并从政党中脱颖而出成为政党主体的。从地位和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知识分子、理论家、人民群众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发挥着主导主体、核心主体、基本主体、骨干主体和基础主体的作用,各类主体形成强大合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李达、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路比较

作为我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的杰出代表,李达、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推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他们二人在文本研究的视角、话语体系转换的方式、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和道路演进的形态等方面风格各异、特点鲜明。深入对比分析李达、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路特征,对于今天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主题与理论创新

作为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明确提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内涵.在邓小平理论中,"实践主题"与"生产力问题"的相互提升与深化,最终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开始由最初的"理论设想型"和"经验主导型"向"科学实践型"的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和谐社会主义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境界.     

《江泽民文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江泽民文选》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继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提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的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全面论述“创新思维”,把创新问题系统地提到全党面前,开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新空间。     

理论自觉：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内在要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问题上坚持历史使命的时代自觉、范式价值的学术自觉、整体构建的原则自觉与问题导向的实践自觉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对于实现研究使命、形成研究规范、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大价值。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两个行”的重要论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人民基于历史事实客观地做出的肯定性价值评价。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在机理表现为：具有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可能性,立足实现现代化的阐释框架,具有实践性的思想品格,坚持实现“两个结合”。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自信自立的精神状态、守正创新的思想观念、问题导向的战略方向、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胸怀天下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