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中国方案”的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一种外交战略、价值理念,同时也是中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给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方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其自身的独特含义,它体现了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也为世界的进步发展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中国方案",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和谐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话语权的构建及路径

201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分别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被首次写入联大安全领域,世界逐渐听到中国发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未来必须通过坚定中国道路,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强化中国话语权的辐射力;增强中国实力,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提高中国话语权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化交流,增强中国话语权的亲和力;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国家形象,扩大中国话语权的宣传力,更好地构建中国话语权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及创新性发展

人化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新陈代谢关系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消灭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准则.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价值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四重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旗帜和标杆,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生成逻辑:其一,它源于对以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和此起彼伏的侵略扩张与霸权战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践行和超越;其二,它源于对中国优秀传统"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的弘扬和发展;其三,它源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其四,它源于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城邦政治思想、"永久和平论"、"世界精神"、"世界主义"等国际主义理念的吸收和借鉴。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及当代启示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形成于一战前后,他最初赞同推翻君主制,建立欧洲联邦,后来认识到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欧洲联邦,因此主张社会主义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再建立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世界联邦。研究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必须肯定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无法实现欧洲联邦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及世界和平进程证明列宁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变革新趋势的历史关头,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突破了西方强权政治的零和博弈思维,但是该构想的实现也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进逻辑及当代意蕴

新时代“共同体”已然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共同体意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作出的全新政治方略,既印证了现实呼吁,又体现了历史趋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经历了多次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支撑、以共享发展理念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路径并且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目标。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之下,发展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十分紧迫。     

重读《马克思的幽灵》的一些新思考——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认为,“冷战”结束后,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因为自此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债务国家”是导致存在“人权祸害”的原因。为了解决人权问题,德里达将希望寄予建立一种“新国际”,但直至目前为止,“人权祸害”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共识之后,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或减轻一些“人权祸害”的,因为构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使德里达憧憬的“新国际”成为现实、实体和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价值观及其生态文明问题研究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马克思"类本质"问题的再反思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自觉和基本前提。人的"类本质"是基于人的"类能力"而次第扩展的超越于人的"种"特征的本质,它具体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的各种文明状态。基于人类整体性文明之上的生态价值观构成了人类整体性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核,而这一价值观的真正确定尚需人类生态文化运动的启蒙,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性支撑。     

站在42岁起跑线上的老干妈

老干妈,陶华碧的昵称,也是陶华碧创立的著名辣椒酱系列产品的品牌名称. 42岁以前,命运似乎有意考验陶华碧,让她经受了各种磨难.她出生于贵州偏僻的小山村,因家境贫寒竟然未能上学读书.20岁时,同一名地质队员结婚,几年后丈夫病逝,留下她和两个孩子.为了养家糊口,陶华碧卖过米豆腐,摆过地摊,也去过南方打工,但生活条件并没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