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建构与前瞻——基于法治“一带一路”视野

法治治理是全球治理模式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倡议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公共产品,二者具有天然的共生性。东盟国家历来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面对全球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中国—东盟健康发展的经济、贸易、文化关系为区域和全球稳定提供了支持。丝路精神特别是海丝文化所指向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是实现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方法,也是中国—东盟硬法与软法法律效力的深层次来源。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外在表现为“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内在表现为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这一体系是基于丝路精神的、由硬法与软法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规范性结构,既包括法律,也包括政策、标准等;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法治“一带一路”、“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是对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则体系在不同维度上的刻画。从实践性角度,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可区别为框架性规范与领域类规范,其中,领域类规范以经济类规范为主...     

美好世界维度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方案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命运与共和谐关系的必然要求,它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可以让人们共建共享更加美好的“关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于马克思对未来世界样态的伦理承诺,始基于世界历史性的个体存在,源自于“真正共同体”的本质存在,内在地隐含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将来时伦理承诺”。站在人类性、全球性和国家民族性维度上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蕴,可知它是对当代人类关于人类自由与解放思想的自我确证,是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重关系及平衡调节全球“个体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的现实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发展的思想共识,真正转化为全球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立自主的美好生活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应秉持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在坚守和平、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中增强合作,推动建设和平共处的世界大家庭;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倡导和而不同的和合思维,推动建设平等尊重、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建立多边主义合作机制,构造多边利益共同体和多维度合作共...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维解读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日渐盛行,人们开始变得越来越迷失也越来越不自由了。一种科学的、正确的、理性的人类命运观急需确立,一种全新的自我认知、世界解构、人类命运亟需重新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科学解答人类社会发展难题的过程中提出的中国思想。本文试图从人学维度、自然维度、社会维度三个维度对其进行解读。     

共生理论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五维向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逻辑是一个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的过程,旨在构建一个多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共生关系与共生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建构必须赋予"共生"的理念,以责任、族际、文化、利益、命运为共生单元的建构逻辑,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建构。     

全球海洋环境危机治理：机制演进、复合困境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发生的频度与烈度不断上升,其强破坏性、难预测性、跨国扩散性和连带性等特点,导致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需要从全球层面开展危机合作与治理协调。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可分为灾害性、生态性和资源性三类,面对各类新型海洋环境危机的出现,治理规范与国际标准存在许多空白,因此海洋环境危机治理已成为全球规则竞争的焦点。同时,气候变化加剧、人类开发国际海底步伐加快、南北国家危机应对能力差距拉大等都使全球海洋环境安全管理陷入复合困境,凸显为危机系统纽带性与治理碎片化、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南北协同与技术博弈等一系列矛盾。建筑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持续加强参与全球海洋环境危机治理的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危机治理新领域的标准与规则制定,以最终建立系统性、长效性的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协作机制。     

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轨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了对政权理论的探索。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孕育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走出苏维埃模式,提出“国防政府”主张、“人民共和国”思想和“民主共和国”方案,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主要观点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标志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发展到顶峰。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五四宪法”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权建国方略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建国方略正式开始。     

中美全球数据治理的分歧、原因与后果

中美是数据资源和数字经济大国,并在全球数据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中美双方在数据治理方式选择、首要目标、政策核心、理念指向四个方面存在根本分歧。中国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参与治理,而美国以“伪多边主义”的方式组建数据联盟;中国将数据主权安全置于全球数据治理的首要目标地位,美国将数字商业利益作为追求的第一目标;中国坚持的是数据本地化政策,美国宣扬的是数据自由化政策;中国高扬的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美国奉行的是数据霸权的零和博弈理念。中美全球数据治理政策的分歧受到两国历史文化的差异、数据实力的差距、数字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美国数据霸权是全球数据治理的最大障碍,给未来全球数据治理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只有美国放弃数据霸权政策,中美两国才有可能在数据治理领域展开更为深入的合作。     

我国城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路径研究

城市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行为主体,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有利于提升城市对外品牌影响力、拓展对外发展空间、拉高城市发展眼界。我国城市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协调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周边及区域的带动作用不够明显;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城市的国际化专业服务水平不高;国际合作平台和机制建设亟须完善。城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城市群功能转型,打造丝路城市走廊“新支点”;构建沿线城市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形成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对外开放“新节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沿线各城市之间经贸合作“新融点”;持续优化“一带一路”国际化服务环境,增强与沿线城市在文化、教育、卫生、法律等人文领域合作“新焦点”;规范本地企业“走出去”投资行为,全面提升应对境外安全的“风险点”;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新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