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蔽”到“挖掘”：生命的技术展现反思

人类生命并非静止的存在,而是伴随着技术展现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古代自然技术内蕴着人类生命的“涌现”,是顺应自然、获取自由的“去蔽”过程,赋予生命存在丰富的意蕴。然而在现代人类生命具体经验的世界中,大数据技术成为提取生命活动轨迹的一种新程式,人们对于技术人工物的态度从最初的“被动、附和式”转向“积极、迎合式”,“生命挖掘”的重点从生命“身体行为”转向对“精神行为”的深度挖掘,这可以看作是“生命挖掘”的否定性向度。如何摆脱技术展现出的人类“历史命运”,探寻“生命挖掘”的“肯定性”向度是重要的时代课题。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

马克思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主要体现在:对思想把握世界方式的颠倒、对“从天国降到人间”的颠倒、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这些颠倒从根本上说是从解释世界的逻辑到改变世界的逻辑,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     

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逻辑检视与实践向度

加快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对于数字技术场域影响的现代性回应和立足“数字乡村建设”的更高层次集成创新。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需要明确未来乡村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形成“城乡互利共生”态势、健全高质量发展机制中增进“要素组合优化”水平以及全面深化基层治理改革中实现群众“高品质生活”追求的发展逻辑,进而有效协调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进程中政府主导推动引领与乡村主体主动承接、技术影响单一规范与社会治理复杂多变等关系,辩证思考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的关键影响,明晰赋能行为的施动主体、承接领域与工作重心等关键问题,突出发展场景引领,力求政策均衡及保障有效,促进数字技术与未来乡村发展良性互动,推动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行稳致远。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的非制度性因素的打入和应对

以往我们的法律解释研究更多考虑的是法律的客观性方面,重于制度性问题的探求,而法律实施过程中人的主观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性问题。法学是一门涉及到人与法律关系的科学。[1]本文试图从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的非制度性方面这一视角入手,谈谈几点看法,以图回应我们现今司法改革所面对的问题。     

"基础"和"主导"概念之斟酌

对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张一兵认为这是其十年前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非常性实验,尽管提出了狭义唯物主义视阚中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等理论范畴,但尚未突破"实践唯物主义"的体系框架,还存在诸多不足.周嘉昕在考察了<向度>中的狭义唯物主义概念、汤建龙分析了"基础"和"主导"两个概念、蒙木桂重新解读了似自然性概念、夏凡对物役性概念作了辨析之后,认为<向度>的理论探索意在恢复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完整视阈,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今天看来,其中的一些观点尚需充实和细化,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完善意见.     

浅议法律解释中的利益衡量法

文章从法律解释与利益衡量的关系出发,阐明利益衡量在民事审判中是有其存在的必要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法官在进行利益衡量时应使用哪些方法,排除哪些有碍利益衡量的因素,以及进行利益衡量时应考虑的利益原则和所负担的相当注意义务。     

现代科学发展的伦理向度

现代科学应受伦理标准约束,科学发展应以利益和效益为取向,在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应有诚信和敬业的品质,对科学成果的认定应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