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第二语言习得诸要素分析

文章从外语学习的两个分支语言学习和语言学习者角度出发,以框架论为研究方式,借助描述和解释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四个主要方面进行探讨,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成功地习得第二语言的各种因素以及语言学习和语言学习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质疑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立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产生于美国,该制度在美国的存在是由美国特殊的公司治理结构所决定的。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环境暂时并不适宜强制移植该制度。不宜强制性地规定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实行独立董事制度,而应当强化和完善监事会制度。故宜将我国《公司法》第123条解释为任意性条款,将设立独立董事的权利赋予公司,由公司根据需要自主决定是否设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中性智慧的思维旨趣与实践向度

中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和谐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对高远的理想境界与现实的日常生活保持着双重关注,我们可以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旨趣与生活世界的理想旨归两个层面对其加以时代重审。整合古今中外和谐文明的精华,发掘传统中性智慧的时代精神,有益于促进当代哲学创新与当代社会发展。以中性智慧的当代视野观察"文明的冲突"等现实问题,可以纠偏极端与断裂的对立思维模式,为多元文化共生多赢局面的形成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对传统解释方法的批判与反思

本文揭示了汉代所开创的那个解释传统的完全错误的性质及其完全错误的逻辑发展 ,指出作为这个解释传统之理论基础的假借之学和考据之学本质上是一种逃亡之学 ,它不仅逃离了作为它的解释对象的先秦本文的内在思想逻辑 ,而且也逃离了先秦本文的语言文字本身 ,从而使之成为与本文完全无关的东西     

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     

浅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性

一、政治合法性资源及其得失的重要性 所谓政治合法性资源,就是指有利于提高和巩固政治事物已经获得的社会尊重和信任的能量、信息和物质的总和.它既包括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政治理论等具有政治解释作用的理论知识,也包括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政治的希望、信仰和依赖等大众心理,还包括某些可以被政治实体用来巩固其政治合法性的暴力资源,甚至也包括某些有利于政治合法性获得和巩固的各种符号或标志等.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     

论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

宪法变迁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宪法的产生、发展和宪法修改。通过加强宪法解释等方式实现宪法变迁,避免频繁修改宪法,有利于良好宪政秩序的构建和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解释是宪法变迁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此,应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使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衔接,形成二元宪法解释体制,并为宪法变迁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和运作机制。     

刑法解释的对象——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把刑法解释的对象限定为刑法文本,是近代理性主义观念遗留给法学研究的学术遗产。但现代解释学表明,只要我们承认解释者合法偏见的有效性,解释的真实过程就不应仅仅是文本自身的独白,法律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目光往返来回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并在自己的"偏见"引导之下才能最终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刑事司法的核心任务,无非是如何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没有裂缝的对接,司法的过程于是就成为一个案件事实、刑法规范和解释者之间的合意过程。     

我国刑法306条的批判及其救济路径

《刑法》第306条将主要为律师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施妨碍作证的行为独立规定为犯罪,并在其罪状上规定了更为严苛的行为要素和法定刑升格情节。这一立法存在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操作性与实效性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之下,我国司法可以通过刑事政策宽宥、实质解释限缩、严格刑事证明等思路,对其予以救济进而限制第306条处罚范围,但以上方法皆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第306条的终端解决路径在于立法重构,只有将306条和307条进行整合,并规定作为法律职业人的辩护律师,基于身份的违法和责任加重而应从重处罚,才能最终实现律师妨碍作证犯罪合理处罚的理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