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商业传统——关于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的一种解释

在经历了重大制度变迁后的中国,许多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地域商帮对改革开放初期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反一些在历史上并不显眼的小商贩团体和流动手工业群体却对改革开放初期当地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通过义乌案例的考察来理解历史上曾经繁荣的经济活动及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如何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集体组织与个人活动三者之间的利益相容机制得以存续,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过程.     

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辨析

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因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扬名学术界.詹姆逊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进行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寻找一种支撑,保持一种张力,形成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路向.兼容并蓄中体现总体性与统一性、批判继承中彰显独创性与坚定性的理论风格与特征,使得他确立了自己与众不同、辩证的后现代理论家和坚定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地位.但他虽然在努力调和着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是有些后现代立场并不相容于甚或有损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彼此处于一种非常紧张和矛盾的状态.     

论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动因

活动于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罗人张保皋,是东亚世界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关于张保皋的海洋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日学界就掀起了研究热潮.本文即在此前研究基础上,对当时中、韩、日航路的开辟及其频繁利用,海船制造技术的提高,人们对海洋潮汐认识的提高及掌握程度的加深,唐中后期缘边地方政府对边疆事务的权力和态度,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原发力来自何方等问题试作探讨,力图从不同的侧面对张保皋海洋活动提供新的解释.     

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应该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反对过度解释法律.     

关于香港特区违宪审查权的思考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违宪审查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由于香港基本法位阶的双重性,香港违宪审查权也具有双轨制的特点,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均可行使香港违宪审查权。如何协调及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我们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深刻认识中央与特区权力的界限,充分尊重两法域的法律传统,并进一步完善有关基本法解释和特区违宪审查权相关的程序设计和解决机制。     

“反思的问题学”及其当代意义(英文)

前提批判与问题反思表征着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同时也构成当代哲学不同的出场路径。前提批判是以形态学立场为前提、以重构形态为旨趣的话语行为。它遮蔽了一个真实的基础:一切真正的哲学都起源于问题,对问题的批判性反思才是哲学走向深处的真正语境。虽然形态建构一直是哲学话语体系的存在方式,但是它始终是对实践问题的哲学解答方式,问题与形态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具有根本性质。马克思哲学革命提出的反思的问题学指涉实践论和问题学立场,强调哲学本质上是问答逻辑。坚持以改变世界的问题为中心,通过反思批判问题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问题,才能达到哲学形态的前提,进而才能构建合理的哲学形态。     

论中国法官的个案法律解释权

虽然中国法律实践中默许法官享有个案法律解释权,但法律上并未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且主流观点不支持法官进行个案法律解释。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有必要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严格限制,使之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行使。     

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本次《财富》全球论坛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曾培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等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委负责人先后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阐释中国发展路向和纵论财经热点。     

中国转型期企业间经济活动“低信任”违约现象的社会学解释

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中 ,近年来经济生活普遍存在的“低信任”、违约现象是经济行动者在现实社会结构条件下的一种策略选择 ,理解社会结构与这些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 ,建之其上的制度设计 (法律、其他制约力量等 )、道德呼吁 (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的统一而不是背离 )才更有可能有的放矢 ,这同时也是一个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意识培植新要素 ,重构中国社会 (关系网络 )结构的过程 ,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     

反思与重构:我国律师回避制度的缺失及克服——以回避制度的法价值为视野

回避制度源于"自然正义"法则中的"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基本要求.回避制度具有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司法形象公正的多重公正价值.而律师回避与回避制度的基本法则相悖,缺乏应有的法理基础;律师回避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悖,缺乏基本的法制保障;律师回避与建构司法公正的逻辑相悖,缺乏追求司法公正的法治理性.从我国律师回避的形成法律来看,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形式,也有悖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法律规制,不符合法律解释的现代法治精神与价值取向.我国应尽快废除律师回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