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野下的中西哲学的解释学特征

周光庆认为,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也不应该,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

宪法学是在法体系内的、规范导向的、直接或间接为宪法解释服务的研究,是法律系统的“自我观察”。而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对宪法的研究是法律系统之外的“异观察”,其问题视角和基本任务与核心意义上的宪法学(宪法解释学)是不同的。这决定了宪法学应该以宪法文本为中心,坚持以“规范性”为基本特征的法学品格,非此无以建立宪法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

宪法解释是宪法运行的基本条件与形式,宪法是在不断的解释过程中发挥生命力的。在宪法解释的实现过程中宪法解释是否具有效力,通过何种形式发挥效力是宪法解释学理论中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宪法规范的最高法律效力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宪法解释效力的基础、表现及其功能等问题,并从宪法文本角度分析了宪法解释效力的实现方式。     

朱熹的经典解释学原则

对朱熹的经典解释理论与解释实践作深入的考察、抉发,可以抽绎和归纳出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一些根本原则:求真性原则、创发性原则、渐进性原则、融通性原则、深透性原则、崇理性原则。     

《论语·里仁篇》"怀刑"别解

《论语>一书历来众说不一。对《论语·里仁篇》"君子怀刑"一句中"怀刑"二字的训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怀"应释为"关心、考虑","刑"字当假借为"型",应视为"榜样、风范"。     

公司僵局案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以新旧公司法对公司僵局的规范为中心展开

由于缺少公司法的明确规范,公司僵局纠纷影响着股东权利的实现、公司的生存状况,成为公司法中较为复杂的纠纷。本文以一则典型案例入手来探寻解决这类纠纷的途径。论文首先对公司僵局案面临的法律困境进行了解剖,接着,着重对该案件的实质合理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当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并指出法院判决中存在的失当之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解决该问题的形式合理性,认为应当对公司法第190条排除反对解释。基于利益衡量的分析,在该案中允许解散公司是合适的。最后结合本案,对新公司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     

重释《传》、《笺》关于"昏时"、"昏期"问题的差异

毛亨、郑玄对<诗经>解释的差异可以从他们对"昏时"、"昏期"问题的不同理解上体现出来,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二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所阐释文本系统的开放性,也正是这种开放性,才使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论我国刑法解释主体问题

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刑法的立法权由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的解释权也应由相应的机关行使。但是,我国目前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机关很多,有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检察机关,还有最高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省级审判机关和省级检察机关等等。在这些对刑法进行解释的国家机关中,有的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对刑法进行解释,有的不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而是根据行使职权的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这种多个国家机关对刑法进行解释的现状,是与我国当前施行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政方针相违背的,也是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另外,本文在列举和分析我国刑法解释主体的现状以及种种违法解释的同时,也一一指出了我国规定法律解释的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最后,笔者阐述了解决我国刑法解释混乱状态、规范刑法解释的见解。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     

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解释问题"能被"解决问题"替代吗--与孙早、鲁政委商榷

无疑 ,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企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 ,它还将意味着“全面小康”有了“全民”的社会基础。问题是 :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全民”的意愿 ,而取决于法律制度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本文认为 ,在我国 ,私有产权长期受歧视 ,这绝不仅仅是“具体”制度或“操作”层面的问题 ,因此 ,“解决问题”替代“解释问题”的观点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