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设计

基于胜任力的公务员绩效考核与管理系统是以胜任力模型为基础对公务员实施绩效计划、指导、评价和反馈的全过程管理,其中绩效评价的重点是完成丁作的胜任素质及其结果即“如何做”和“完成了什么”．从而为公务员的能力开发、选拔晋升以及培训决策提供科学、准确、客观的依据。     

转型期我国非盈利组织管理者胜任素质模型初探

研究胜任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提高管理者的工作绩效,目前胜任力要素的研究上,恰恰忽视胜任力要素与绩效的关系,有些胜任力要素可能对绩效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就降低了胜任力模型的有效性。因此,未来胜任力的研究将加强对绩效与胜任力的具体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针对事业单位管理队伍的现状,事业单位作为一个特殊的非盈利组织,管理者的胜任素质直接决定着事业发展的速度,为此展开调研并建立胜任素质模型意义重大.     

知识创新与认识论

本文认为知识创新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具有普遍性质和意义,应该成为认识论的重要课题。从认识论的层面研究知识创新,主要有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解,知识在创新活动中的机制,创新实践与知识进化的关系,知识创新对人的能力的证明等问题。     

大众文化"迷"的辨识力与创造力——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的另一种视野

大众文本的类型化和标准化现象,曾受到一些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与各种类型化和标准化文本相对应的,是各种类型的"大众文化迷".以往的许多研究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认定一个"迷"肯定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迷是各种类型化文本的过度的读者,他们不是精神错乱的或孤独的,他们的感受和认同在身份的生产性建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着迷是一种参与式的、创造性的、寻找快乐的行为,它包含着两种行为的特殊性:辨识力与创造力.费斯克的观点,代表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等的另一种大众文化分析视野,是可资当代中国研究者参考和借鉴的一种理论资源.     

文化软权力化的一种传播学解读

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目标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力得以充分展示和实现的过程.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就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从而软权力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各项对外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文化软权力化.     

关于判决既判力先决要件的比较研究

从既判力目的论出发,两大法系国家对于"终局判决"的理解是不同的,大陆法系国家强调作为既判力之先决要件的终局判决需以判决生效为前提,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无此要求.通过比较可发现,大陆法系关于既判力先决要件的设定较之英美法系的设定要显得更为严谨、也更具可操作性.     

李道子与太极拳关系考——《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的可信性与价值初探

<千载寺唐僧十力传碑>碑文的面世,为我们了解李道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与相关史料比对研究,可以确定碑文的大部分信息比较可信.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太极拳的起源、三教合一论以及古老的养生文化是弥足珍贵的.但是碑文中述及李道子为无极养生功的创始人则难以成立.有些论者认为李道子是太极拳的鼻祖,则是更加不可能的.不过,太极拳与无极拳以及千载寺的养生文化却一定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承继关系.     

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艺术来源

贺敬之虽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诗体形式,但只有楼梯式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这种艺术体式虽然有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因素,但主要来自于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法国以阿波里奈尔为代表的绘画流派,三种艺术资源共同构成了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观感的艺术"、"吟唱的艺术"和"力感的艺术"的特征,并以此成为其诗歌艺术的生命之源.本文主要从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艺术来源的角度讨论其构成要件,并对其艺术构成中的种种中外因素作出分辨与评价,以期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未来发展有所启示.     

新时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选择与能力提升研究

在动态、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组织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必须要更加重视企业的人力资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也更为突出,急需转型.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致力于继续提供创造更高绩效的服务.另一方面,它也需要抓住当今市场经济下提供的机遇,创造更高的市场价值.为实现这一目标,人力资源管理可以通过提升组织创造性能力、领导力等途径来实现,为此本文将阐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果的路径,并阐述如何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胜任特征.     

“私人执法”是否存在——与徐昕教授商榷

《法律的私人执行》(以下简称《执行》)一文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徐昕教授所提出的"私人执法"的概念与其运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和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给我们带来了启发。但是为何私人能够执法?以及"私人执法"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法社会学或者法制史研究的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进路单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私力救济"现象固然存在,然而这种救济在多大程度上可命名为"私人执法"更是一个法学理论的问题。社会中的"私力救济"现象若要转化为"私人执法"的法律概念必须面对科学性、合法性、有效性等问题。换言之,法理学中能否科学地推导出"私人执法",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必须同时进行规范的法理学研究。通过分析不难发现,私人执法的概念中蕴含着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