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红不是无情物”——浅析龚自珍的风流与浪漫

本文以女权主义为考察语境,从如何看待龚自珍的风流与浪漫说起,论述了龚自珍的风流与浪漫对《己亥杂诗》的创作甚至造就其为一代伟大诗人起了重要作用。希望这种探讨对龚自珍研究有所启示,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     

论清代蒙古族作家松筠的咏藏诗

作为清代治边名臣的松筠,他的咏藏诗可以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独特的风格。作品对其治边经历和藏区历史、风情文化进行了真实的描述,成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作为政治家的松筠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也表达了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治边思想。在这种治边思想的指引下,他在西藏的治边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西藏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安定繁荣的局面,这正是民族文化交流之花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从“原欲”到“情本”：晚明至清中叶江南文学的一个研究视角

本文从"原欲"、"情本"这一独特视角,对晚明至清中叶江南文学进行梳理与研究.李贽的"童心说"在哲学观念上完成了从"自由人性"到"自然人性"的转变,它对人性的本能欲望进行鼓吹和思辨,成为明清文学思潮中原欲思想发展的理论起点;袁宏道的"性灵说"推崇"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童心说"在诗文领域的贯彻和实践.从叙事文学来看,凌濛初较多地沉溺于市民欲望的描绘,而冯梦龙却试图找寻更高层次的人性解放,他所表达的"情本"是对"原欲"的超越."情本"思想本身可以划分出三个层次冯梦龙的"三言"处于纠缠于性欲的较低层次;汤显祖的<牡丹亭>对于"情本"的理解超越了性爱甚至于超越了生死,是第二层次;<红楼梦>展示了对于"情"的全方位的升华,以"情"立人,是最高层次.     

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王维咏侠诗对传统侠义观念的继承与改造

在注重事功的盛唐时期,王维咏侠诗将游侠人格中“效功于当世”的理想发挥到了极致,把个人的理想抱负、价值取向与国家民族的大义结合起来,把纵意挥洒的侠义气度与崇高的爱国精神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游侠的精神品质,为侠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传统的侠义观念也在不断地被改造,越来越向士大夫立身行事准则和道德规范靠拢了。     

论《玉台新咏》中的女性美及其审美价值

《玉台新咏》是南朝徐陵编纂的一部以女性为主题选诗结集的诗歌总集,其中表现的女性美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和欣赏。这种美包括容貌、姿态、服饰的外在美和人情、人格的内在美,具有体现古代女性的创造力和纯洁人们道德、美化人们心灵的作用。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悲金悼玉女儿诔——论《红楼梦》中贾宝玉之诗及其意义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诗文创作以歌咏女性为中心,以创新为特色,表达出“悲金悼玉”的主题,从而与《红楼梦》重要主题之一——反映“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女性悲剧关联起来,体现了为作者代言的功能。同时,通过贾宝玉的诗文,作者批判时人为功名而写作的异化心态,提出“尚古”的文学主张,主张回归士之精神本源,标立出对儒林传统的唾弃以及对文苑传统的回归。     

唐代咏侠诗研究综述

关于唐代咏侠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清到热闹、由个案到整体的发展过程。本文将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按历史线索进行了描述和概括,主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报刊论文、学位论文和学术专著;又按研究方法分成个案研究、整体研究、比较研究和学位论文(综合研究),指出了已取得的成绩、尚存在的问题和可拓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