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浅议《郑风》中“以情为本”的写作观念

中国素以诗国著称于世,在其琳琅满目争奇斗艳的诗苑中,《诗经》是其最先开放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文学的序幕,标志着中国诗歌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鼎盛时期。对《郑风》的解读,不仅仅局限在经学的学理层面,而是要探寻其中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从而达到与诗人的诗情诗思的共鸣与契合。这就直接促成了人们对《郑风》的情感层面的思考,以及对《郑风》“缘情”本质,也 可以称作“情本”观念的探讨。     

对具体语境下"诗缘情"的解读——细读陆机《文赋》

本文在分析《文赋》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的以及后世文体发展的探讨,阐述了对“诗缘情”一说的理解,并试图对陆机相对于传统儒家文论的突破(而不是反叛)作出自己的解释。     

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论苏轼对白居易咏茶诗的承变

同样经历贬谪、从挫折中寻求超脱之道、追求素朴闲适的生活,苏轼将白居易视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白、苏二人都爱茶,苏之咏茶诗继承了白诗的表现内容及艺术特色。苏接受白将茶与酒并言比较的写法,认为茶是闲适生活的象征,并改造白种植松树及其他植物的诗作为种茶诗,表现自己的政治追求。相较白诗,苏之咏茶诗丰富了茶作为文学意象的艺术内涵：突出咏茶诗的动态性,用更细致的语言绘茶,将茶与诗人自我的关系紧密化。     

以“情”代“性”：欧阳修“人情”内涵及对儒家性情论的影响

欧阳修继承了先秦“情”的实意内涵,以“人情”指代人们能普遍经验和接受的基础常识。在他看来,这种常识具有质实性意义,是人之为人均应具有的属性特征,从而使“人情”被抽象为具有规范意义的普适理则,成为阐释经典和审视制度的观念基础。欧阳修对“人情”的看重与其对儒家传统“性”论的批评密切相关。将“性”进行分类和价值判定的同时直接诉诸现实经验支撑的传统论述模式存在内在矛盾,并减损了“人生而静”之“性”的本体意义,流于玄远空洞。因此,欧阳修试图以“人情”代替“性”论,以恢复先秦儒家“易明可行”的学说特征,增强儒家思想的现实感和说服力。欧阳修“以情代性”的观念尽管不够完善,但对宋代“性”论的发展仍有诸多裨益。     

儒家思想在日本文学中的流变——从《毛诗序》与《古今和歌集》序的比较来看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带给了日本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本土独特的文化环境,日本并未完全吸收儒家思想,而是进行了一些变异。本文欲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论《毛诗序》与日本歌论基础的《古今和歌集》序之比较这一角度出发,从诗歌的本质、诗歌的社会功能两点入手分析儒家思想在日本文学中的流变,并探究发生变异的原因。     

论共情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

共情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启示意义。从共情的基本理论入手,深入分析共情理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促进作用,并提出共情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策略,对于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