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大弟子孙原湘论—性灵派研究之一

孙原湘为性灵派主将袁枚大弟子，性灵派的重要成员。其诗学观不仅继承了袁枚性灵说的内涵，而且予以深化，堪称是性灵派之功臣。其诗歌创作亦抒写真性情，表现个性，具有性灵诗的审美特征；但却丧失了前辈讽谕社会的批判意识，又浪使才情于艳诗，不乏过失，实乃性灵派走向衰败的一个中介人物     

晁补之山水田园诗论析

晁补之的山水诗既对山水景物作形象逼真的描绘,以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地再现了山水的优美情状,描绘出绮丽明媚的自然美景,也借山水陶写了诗人的内心情感.晁补之的田园诗真实地描摹了乡村秀丽的景色,诗作体物精微,寓意深远.晁补之将其品格操守、人生感受通过所咏之山川风物含蓄委婉地表露出来,诗中景物贯注着诗人的情感,融凝着诗人的精神,蕴贮着诗人的气度,呈现着诗人的襟抱.     

发愤抒情,以情译诗——杨宪益、戴乃迭《楚辞选》英译析评

"发愤抒情"是屈原表达其创作旨趣时提出的诗学观念。杨宪益、戴乃迭以情译诗,努力传达《楚辞》的情感力量、道德境界、文化意蕴,体现屈原的"哀与悲""恐与惜""思与怀"之情感。他们以传播中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为翻译目的,以源语为中心力求保存原作的要义,同时也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采用直译、意译、释译相结合的方法,尽量使译文产生与原文相似的美学效果。     

性灵之真与理性之真的融合--钗、黛和好及其文化意义

根据<红楼梦>文本,分析了宝钗、黛玉都是真诚的少女,黛玉表现为"以直为诚"(性灵之真),宝钗表现为"以曲为诚"(理性之真),虽有矛盾,但非对立,虽有误会,更多融合.这是曹雪芹对多姿多彩的人生的肯定:性格尽管差异很大,只要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诚",不仅能化解矛盾,而且可以成为知己.<红楼梦>描写钗、黛交好,寄托了作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墨光都借性灵传--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言志话语与创作禁忌：《诗经》权威地位的生成及其早期影响

早期国家乐政的用诗系统造成了传统诗歌乐章义（仪式义）与诗本义的分离，乐章义超越诗本义成为诗歌的首要义。乐章义由国家推行，在各仪式场合及培养官员或由使者、行人出使时使用，这既造成了“诗言志”之志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又形成了众人赋诗引诗而不作诗的创作禁忌。这一传统经由苟子到董仲舒的发挥进一步得到确认和强化，其观念对传统诗论的生成和发展走向影响深远。     

对袁枚诗论批评方法的反思

袁枚背叛传统观念、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精神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狂、真、异的独特个性是形成袁枚诗论的心性基础,正是他的这些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个性特点往往成为后世评论家批评其理论的一个出发点,而把袁枚的人品、文品、诗论混为一谈,造成了许多对袁枚诗论的误解。     

散文的诗性之源

现代的散文越来越小,很有必要回到古典,惟有从古代诗性中获取营养,才有可能强健起来,进行新的再出发.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立足点在周易,老庄哲学、汉字和禅悟上,而中国古代散文的诗性因素,一是以寓言为主;二是禅宗的妙悟;三是性灵的归潜与飞扬.     

论唐代乐舞诗与梁朝乐舞诗的差异

唐前乐舞诗最多的是梁朝,为唐代乐舞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但与唐朝尤其是中唐乐舞诗相较,梁朝乐舞诗在描写对象、功能和写作目的三个方面与唐代均有较大的差异：即从梁朝乐舞诗的单纯描摹舞姿舞容的咏舞女变为唐朝的注重乐舞效果的赞舞艺,从梁朝的审美娱乐功能发展为唐朝的陶情、悟道、政治教化等多重功能,从描摹外物到抒情言志。实际上表现了两者一为娱乐一为礼乐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