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

在全面继承诗骚以来中国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基础上,李白把初盛唐抒情言志诗歌推向令后人望尘莫及的顶点。无论是题材内容的选择处理,还是体裁形式的继承创造,抑或是强烈的主观色彩、丰富的想象力、变化莫测的结构等等,都呈现出在其他时代、其他诗人的诗歌作品中难以模仿复制的“顶点”状态,集中展现了李白的天才诗艺与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依托于持续上升、臻于顶峰的伟大时代,厚植于自由繁荣的思想文化沃土,是初盛唐以来持续走高的诗歌抒情性的终端显示,更是诗骚之后、汉魏已还的传统抒情诗艺术的最后总结。     

从清代朴学看长江文化的特征

长江文化的审美型特征不仅表现在文学领域的楚声与吴歌、哲学和宗教领域的庄禅风格之中 ,也表现在仿佛没有任何诗意的历史考据学领域。朴学家以性灵治学的“人的自觉”与“学问的自觉” ,直觉的智慧洞观与鲜明的学术个性 ,超越实用功利的审美态度 ,赋予了“几为苏、浙、皖三省所独占”的清代朴学引人入胜的精神魅力。     

才子性灵与江顺诒词的创作特色

清末词家江顺诒本着抒写性灵的创作精神,认为填词具有移性、移情而后任性的功能。他从个人情史出发,能以叙事之笔抒写自己的情感经历,袒露其多情气质;以历代描绘名花美人丽句为题,创设情境,在拓展词体题材的同时,彰显其审美眼光;基于时代氛围,咏叹落第之悲、离乱之苦及下僚之屈,抒写普通人的身世之感。在清末学者之词渐趋浓郁的词学环境下,他延续才子之词的传统,呈现出别样的风貌。     

论唐代乐舞诗与梁朝乐舞诗的差异

唐前乐舞诗最多的是梁朝,为唐代乐舞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但与唐朝尤其是中唐乐舞诗相较,梁朝乐舞诗在描写对象、功能和写作目的三个方面与唐代均有较大的差异：即从梁朝乐舞诗的单纯描摹舞姿舞容的咏舞女变为唐朝的注重乐舞效果的赞舞艺,从梁朝的审美娱乐功能发展为唐朝的陶情、悟道、政治教化等多重功能,从描摹外物到抒情言志。实际上表现了两者一为娱乐一为礼乐的不同。     

自磨碎墨写天真--船山的性灵诗说和性灵诗

文章以为张问陶的诗学观点和袁枚大体属于同调,比较接近性灵说.船山诗的成就并不在于"对袁氏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的理论贡献,而在于他对性灵派诗歌理论在潜意识之中合乎天性的认可和创作中在某些领域里的积极实践开掘.     

盛唐咏物诗新变特征试论

盛唐时期,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社会生活富庶安宁,诗歌高度繁荣发展。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咏物诗在创作上呈现出新变的艺术特征。诗人们在继承托物言志传统的同时,又发展了这种理论,使咏物诗在创作上呈现出向"即物达情"转变的新特点。     

孔子诗学与春秋笔法

孔子诗学、春秋笔法都是孔子对相应的文本所做的阐释,二者之间有非同寻常的内在联系,不仅促成了文学性文本与历史性文本的深度沟通,在客观上也成为战国诸子托事言志的叙写风气的发生渊源。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趣:艺术生命之元素——从严羽的“兴趣”说到袁宏道的“真趣”论

趣,不单单是艺术构成中的审美形态,同时又是艺术生命的元素。如果说严羽的"兴趣"说还侧重于诗的意境中所体现的形上的审美趣味,这与神韵、灵境相融通,不能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那么至明代,袁宏道对"趣"的独到描述,则把趣视为童心、性灵的内在因子,提倡从返归自然、返归人的本真中发现趣。这体现了穿越时空的艺术精神,摆脱束缚,接近童子之趣,永远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新鲜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