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诗说与清代中后期词学演进

袁枚倡导的"性灵"诗说流行于清代乾嘉时期,其本人与乾嘉词坛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疏离状态。袁枚极少评词,也不擅作词,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的词坛建设,其子袁通在创作取径上的转变可以佐证这一点。而"性灵"诗说对词坛的渗透则在郭麐的词论中有不少体现,郭氏对朱彝尊、厉鹗的不同评价,就与袁枚保持了一致,他以"性灵"词学观为核心,否定了词坛上强调忠孝与声律的两股势力,这二者其实构成了晚清词学在解词、作词领域的主流,这一敏锐而有前瞻性的词学观后继乏人,可说是词学史上的一个遗憾。在浙、常交替的词史背景下,"性灵"诗说在加速浙西词派分化、推动词史复古之风的兴起,以及深化晚清词论等方面对清代中后期的词学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托物寄意”用法小议

生活中一些奇特或寻常的景和物往往以鲜明的特征和美好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生活的启示。如果我们将这些扑人视野、印在心中的景和物,用感情的线索穿结编织起来,并赋予象征意义,那就能写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好文章。这种方法就称托物寄意,又叫借物抒情、托物言志。     

“永恒女性”与“性灵佳人”：中西文化构型下的女性审美意识

本文对“永恒女性”与“性灵佳人”这两个中西方最经典的女性审美范式的发生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并在比较中探讨了这两个范式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在西方更替式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永恒女性”是暂处于边缘地位的诗性话语寄寓其价值理想的载体;而在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性灵佳人”则是源于道家的诗性文化精神的“存意之象”。因此,虽然比起主流的“妇德楷模”来,审美型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展现个性与挥洒才情的空间,但她们本质上仍是被审视、被塑造者,仍是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规范下的一批“诗性文化符号”。     

张戒的诗意学说

本文研究南宋诗学家张戒及其<岁寒堂诗话>.张戒是一位爱国者,他论诗主要遵从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两个方面推进了诗意学说.在诗意本体论方面较前人有所深入,在言志与咏物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命题.     

论朝鲜古典诗话理论的东方美学特征

朝鲜古典诗学作为东方艺术的一部分,具有抒情言志的表现说的东方美学特征,这与偏重于再现说的西方美学特征不同,与此相应,比起西方诗学的分析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美学形态,朝鲜古典诗学具有直观性和经验性的经验美学形态.     

诗是一种需要——关于诗与非诗所表现的人文传统管窥

由于诗歌能够展现宏伟的世界,可以满足人们多层次的种种需要,因而能够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的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的发展证明从单纯的尊君重道到重人伦重个性;从立德、立功到颐养情性;从僵化到飘逸感人;从传统文论到近代美学,无不显示出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演绎的艰难步履和历史征程.     

童心、至情、性灵:浅谈明清言情小说之繁荣

明清时代是中国言情小说的繁荣阶段.童心、至情与性灵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明清言情小说的创作与成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文学批评理论充分肯定言情小说这种俗文学的价值,为中国文学批评重视雅文学的传统格局融人新风,从而推动明清言情小说迈入辉煌.     

论岭南诗人张维屏的诗歌理论主张——以《国朝诗人征略》为中心

《国朝诗人征略》是张维屏在嘉庆、道光年间所著的大型诗话汇编。张维屏的诗歌理论,没有专门的结集著作,只是散见于《国朝诗人征略》中,通过对《国朝诗人征略》中张维屏辑录的评语以及他本人撰写的评语的研究,可以归纳出张维屏的诗歌理论主张:一是坚持经世致用的选诗观,体现在对诗人概念的拓新和对诗歌题材的选择上;二是标举性灵,肯定真性情、主张诗中有我、强调学力;三是运用知人论世的诗歌批评方法。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