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白居易咏物诗创作背景、类型及寓意

白居易咏物之作与其仕宦关系极为密切，是其不同时期不同心态的形象反映。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以咏物为契机，揭露社会弊端，体现了他以诗歌为武器干预现实的勇气，可称为借物言事之作，多作于早期。二是有别于上述借物言事之作，以咏物寄寓其怀才不遇、遭贬受挫的郁愤之情，以及其他人生体验，堪称借物言情之作，多作于后期。前者继承并发扬《诗经》以来咏物诗的讽喻传统，将其推向高峰，后者塑造了诗人自我形象，开拓了咏物诗表现领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语言作为世界和作品的通道——兼论从语言学视角反思理论的可能性

世界通过语言沉淀入作品,作品通过语言导入世界。世界和作品通过语言进入一个不断循环流动的过程。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词与物的指涉关系为主导;语言与作品的关系,以言与意的象征关系为主导。语言在作品和世界的牵扯之中,即置身于意义与知识的纠葛之中。而作品融入世界的过程,则涉及到语言与理论的双重冒险:言说不可言说的冒险,知识学冲动施加于诗学意义的冒险。从语言学视角看,文学理论的历史,是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纠葛的历史,也是元语言自我悖反、自我解构的历史。自我矛盾正是思想发明和知识生产的源动力。     

略论魏晋“形神”理论的美学转换

"形神"理论最早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哲学问题,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和随之而来的玄学思想深化了这一理论,并使之具有了美学意味,进而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观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形神"理论的这种演进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转换过程,并且具有明显的逻辑痕迹,因此,对这一过程作细致的思考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的特质,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从冯梦龙对柳永形象的重塑看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文人的参与对话本小说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冯梦龙从体制、情节、语言等方面对柳永形象作了一番重塑,藉此也观见了话本小说发展史中文人化的轨迹：对话本小说体制的完善和定型化,思想主题的升华,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的圆熟,教化性的强化,语言的雅化。     

《小雅·白驹》的原型意象分析－－兼及《诗经》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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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语中“挨拶言叶”的文化特征

文化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内容,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统一体。在交际中,寒暄语是必不可少的,相互的寒暄不仅能传达某种具体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相互的寒暄能够使交流的双方确认共同的文化背景,并产生相互的信赖。＂挨拶言叶＂反映了日本人际之间＂以和为贵＂的文化特征,以及日本人不同层面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越密切,＂挨拶＂越简单、随和;反之,越复杂、庄重。而人们在一些大型活动上进行的＂挨拶＂,选择得体而有感染力的措辞很重要。所有这些,都是学好日语必须掌握的。     

关于保险合同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问题

保险合同的特殊性衍生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对于诚信原则的要求远远大于其他合同,这体现在对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特殊要求。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要求主要是如实告知与履行保证,对保险人的要求则主要是弃权与禁止反言,我国保险法上对此均有一定的特殊反映,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立法缺陷。     

《孝经》名义考--兼及《孝经》的成书时代

本文根据出土文献、金石郊资料以及上古名书的习惯,考证"孝经"一名系取自<孝经·三才章>首句"夫孝天之经"的关键词,旧时所谓<孝经>之"经"有"经典"、"常道"之义皆为误说.解决了<孝经>成书与题名的关系,肯定了其制作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传统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