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人性论之演进

从人性善恶的角度看,王安石人性论经历了＂性归于善而已矣＂、＂性可以为恶＂、＂性有善有恶＂和＂性不可善恶言＂四个发展阶段。＂性不可善恶言＂是王安石人性善恶问题的最终定论,且这一定论与扬雄的＂性善恶混＂在实际内涵上完全相同,王安石最终认同的是扬雄的人性观。     

论"三言"小说新的表现意趣及引发原因

“三言”小说体现出不同于宋元时期话本的新的表现意趣：从重在娱心到娱心与告诫兼备;从重在编织情节发展为于离奇曲折的情节中展现自然的世俗人性。引发这些转变的因素有：明代的社会思潮,作者的改变,接受阶层的改变。     

老生代散文与儒家诚学

文章通过对老生代散文文本的深入分析,阐明老生代散文与儒学诚学的渊源关系。因老生代散文家都接受过比较正规的“国学”教育,因而他们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儒学诚学里“言忠信、行笃敬”的观点在老生代散文里体现得尤为突出。老生代散文里的“真诚”就是儒家诚学思想在当代“新时期”的翻版。这是老生代散文对传统文化承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春秋》“微言大义”与《庄子》“寄言出意”辩示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诠释具有密切的关系。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通过诠释《春秋》《公羊传》而建立公羊学的思想体系,魏晋玄学家郭象通过注释《庄子》而创构一套新的道家思想体系。他们的解释皆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是“六经注我”的典范。董仲舒认为《春秋》有“微言大义”,郭象认为《庄子》“寄言出意”,这构成了基本的解释理论。微言大义、寄言出意是讨论言意之辨的问题;它们是经典中特殊的言意,而与常言常义相分。微言、寄言,即经典中嫌疑矛盾之言,真假、实虚、有无难辨;大义、出意,即孔子、庄子寄寓于经典中的丰富复杂的意义。微言与大义、寄言与出意存有重大的间距。在解释方法上,这有利于解释者突破经典言辞的限制而自由地发挥孔子、庄子之意;在解释效果上,这有利于解释者消解经典言辞之义与其所阐释的孔子、庄子之意的冲突和矛盾,从而确证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影视中英文广告的美学赏析

随着随着全球现代社会的发展,广告领域也有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新的广告美学思维方式。随着人们接触的影视广告越来越多,受众的广告审美意识也日益增强.本文旨在对影视中英文广告进行美学化赏析.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醒世姻缘传》的素材继承与后世影响

《醒世姻缘传》对冯梦龙所编的“三言”、《太霞新奏》《挂枝儿》等通俗作品多有摄取,它的书名很可能就受《醒世恒言》等“三言”命名的影响。文言小说及民间故事也是《醒世姻缘传》的重要取材来源。《醒世姻缘传》对张爱玲与莫言的小说都有明显影响。     

《郑风·风雨》诗旨辨析

历代关于《郑风·风雨》诗旨的解读,主要有“情事说”、“怀人说”与“政事说”等三种解释,其主要分歧在于对诗中“君子”意象的释读,其成因为后世读者在不同时空下的适时接受。从人类学角度入手,通过分析诗中与男女情爱有关的“风雨”、“鸡鸣”两种意象,可知《风雨》本为一首情诗,表现了女子与心上人重逢时的喜悦。“君子”应为女子的心上人。与不得已,早期“情事说”最近《风雨》诗旨。     

"三言""二拍"中女性婚恋的他者关怀及自我呈现

在“三言”“二拍”的婚恋故事中考察女性生存状态会发现,青年男性、父母及社会舆论等外在因素大多给予女性以理解关怀和支持,而女性自身在对婚姻幸福的追求中也展现了新的气象,如要求感情忠贞、人格平等、价值取向相同等。在这种追求中,也不排斥某些感性与物欲的要求和倾向。这些是与晚明时期的社会思想潮流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