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中的出世者——试论“三言”中的两类僧人

冯梦龙的“三言”堪称晚明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这部百科全书中，好利、好色这两类僧人颇受关注。这两类僧人的形象之所以经常出现，既与晚明的时代风气有关，也与“三言”的创作动机相涉。     

冯梦龙的思想个性构成与“三言”的情理世界微探

冯梦龙被认为是晚明进步文人,但同时他又是儒家循良;"三言"是部充满情欲的小说,但同时又在宣扬伦理。它们是矛盾的,但却因为特殊的时代把它们统一在一起,这种复杂包蕴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庄子》的语言自觉与其神秘论道之理解

《庄子》所论之道神秘超验,容易引起读者经验上的质疑;但《庄子》文本又有其特殊性,也即作者对自身言说所可能引发的质疑已表明出充分的自觉,并因此在表达策略上作出了自觉的回应与处理。这一语言自觉要求读者不可轻易摒弃或臆解《庄子》的神秘论述,而应紧扣文本,积极利用作者给出的阅读提示,做出合乎作者期待的理解。考察庄子对自身语言使用的自觉,可以发现,他运用了"三言"、情节转变设计以及理性辨析这三种语言策略来贯彻其避开论争、破除执见并提升读者素质的意图,以求实现对读者经验质疑的化解。这些"作者自觉"在正面揭示道论内涵上作用有限,相反,它提醒读者应该保留道论的某种"神秘性";不过,它极大地促进了读者的自我反省与理性突破,为进一步的静修锻炼和道论理解提供了准备。     

唐君毅哲学观探究

唐君毅哲学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唐君毅虽然没有对哲学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其贯通中西古今、不拘于一经一典、一家一派的开放的哲学心灵和哲学态度已经形成,而且直接影响了其以后的哲学研究与其哲学创造的整体规模、走向;在后一时期,唐君毅对哲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视反思性和贯通性为哲学的本性,尤重贯通性。在此基础上他用中国哲学固有的名辞把哲学的内容划分为名理论、天道论、人道论、人文论四大部,并把哲学的最终目标确定在了离言成教上,从而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和综摄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儒家的价值归宗”等特点的哲学观。     

“斗”出来的精彩生活

我二十几岁那年,突然相中一块少语讷言的"榆木疙瘩"。老妈不同意,闷嘴葫芦的日子没法过。无奈我心比铁坚,坚持己见。事实证明,我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现在的小日子过得那个欢乐啊,每天都开心无比。若问我有什么法宝,无他,唯一个"斗"字。别误解,是斗嘴。在你来我往的"斗"中,那块榆木疙瘩早变成了懂幽默的风趣男人。     

表现说视野下的言、象、境——论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形态的历史演进

"言"、"象"、"境"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三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而表现说则占据着中国古典文论文质观的主流位置。在表现说的视野下,"言"、"象"、"境"是三个具有历时性续承关系和共时性构成关系的三种表现形态,"言"——"象"——"境"的发展过程是由单一而走向系统化的过程,此过程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表现形态的历史演进。     

“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

"以数立言"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方式,始见用于刘宋谢庄《宋明堂歌》。其出现原因与传统祭祀"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礼仪、魏晋以来新文体观念、刘宋孝武帝朝"复古与创新"的制礼风尚及陈郡谢氏家世礼乐学养有关。此后南齐谢超宗造《齐明堂歌》、谢朓造《雩祭歌》,北朝祖珽造《北齐五郊迎气乐辞》、庾信造《周祀五帝歌》和《周五声调曲》,皆"以数立言",建构了歌诗文体样式与其歌颂对象相对应的礼仪,反映出特定创作者与创作时代的礼乐、文体与学术取向;并在依五行"金数九"立言的名义下,采用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作乐府歌诗,促成古代九言诗创作的第一次勃兴。清代康乾年间,文人"取诸九昭阳德"、"乾元用九"之数立言作九言颂圣诗,再次引发九言诗的创作热,这一过程为现代新格律诗选择九言体作为发展方向创造了条件。     

形式即内容——“五失本三不易”中的语言哲学

重意轻言、重质轻文一直是先秦语言哲学的主流,对佛经翻译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中可以推断出,“本”是指原文内容,道安认为形式即“本”(内容),主张“案本而传”的“质派”译文,并讨论了翻译中可能涉及的形式损失.“形式即内容”的语言哲学体现了佛经翻译对内容的终极追求.     

“三言”“二拍”中的媒人与说媒场景

媒人是"三言"二拍"中的重要角色,他们身份各异,既有职业媒婆,也有众多其他身份者。媒人形象大都不够鲜明丰满,但在叙事方面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将媒人看做小说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更为确切。"三言"二拍"中有众多不同类型的说媒场景,说媒场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市井气息的渲染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

《墨经》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这体现在《墨经》对于“言”与“名”的理论，《墨经》的定义方法，《墨经》对“辩”与“说”的论述等方面。《墨经》认为，“言”是口的一种功能。“执所言而意得见”。“名”是用以“举实”的。《墨经》中的“正名”学说超出了儒家的政治、伦理的正名理论，而真正成为“名辩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墨经》中运用了多种的定义方法。《墨经》认为“辩”的特征是“争（反）”，其目的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察名之理”。“辩”的准则是要“当”与“宜”。《墨经》的“说”运用的是语用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