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理论的新发展——唐兰先生“三书说”浅议

基于"六书"的局限,上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第一个开始批判传统"六书"理论,提出了关于汉字构造的新理论——"三书说"。这对传统六书理论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并为后代许多学者打开了新的思路,促进了汉字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三书说"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对任何理论的得失评价,都应把它放在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中去考察,看它有哪些进步与不足,只有如此才能正确看待唐兰先生文字学理论研究成果及其意义。     

有探究，才能“说”出水平

“出口成章”对于新世纪公民而言，不再是“才子”的横量尺度，而是基本素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敢说”是不足的，“会说”是不够的，“善说”才是我们追求的最后目标。也之所以如此，在新课程改革中，把“口语交际’搬上教材舞台并单另例出，足见说的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说的能力培养应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教师应让新理念充入大脑，让学生想说、敢说、会说、善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培养学生“探究性地说”的能力致关重要。     

魏晋六朝用典论及沈约“三易”说的批评史意义

魏晋六朝时期,诗文用典风气浓厚.流风所致,隶事炫博,乖离表达需要,渐成诗文蠹病.沈约提出“用典从易”“不使人觉”的观点,其诗文中之佳作,能融化典故,浑然一体,对南朝用典论及其实践,起到较大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风草”传播模式说及其政教合一传播思想——《论语》传播学再解读

"风草"传播模式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儒家对中国古代政教合一传播思想的思考与简要概括,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两个重要发展者孟子、荀子都对政教合一传播观作出了进一步的推论,形成具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特色与历史内涵的传播论。《论语》主张政治主流意识传播与社会教化传播融合,包括传播路径合一、传播角色合一等,其"身教"观高度重视传播者的作用。     

“剧诗说”析疑

张庚"剧诗说"是在传统曲学影响下,借用西方的概念,并结合中国戏剧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剧诗说"在肯定戏曲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的密切关联、揭示戏曲的"诗化"本性、抒情写意的特质及编演上对"诗意"的追求诸方面都有着独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它提供给了我们一种诗性领悟戏曲艺术精神实质的方式,意义更是重大.但作为概念."剧诗说"还存有某些西方理论话语移植和改造的痕迹,并且基本上是以文学为参照系,这样一来,它在表征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的戏曲的本质方面,难免存有遗憾.事实上,包括张庚"剧诗说"在内的现有戏曲本体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存有此弊,即试图对"戏曲是什么"作出一言以蔽之式的回答,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悟入戏曲艺术精神所需的思维方式及言说方式.因为众多已有的戏剧本质学说,大多流于自然主义的经验归纳,也即说,其理论前提多数来自经验,而很少在一个更基础、更具前提性的本体论层面反思;而少数进入戏剧本体论领域的,又往往对本领域的前提性问题缺乏自觉或漠不关心,使得界定往往是非反思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成熟的戏曲本体研究必须有效借鉴某些哲学的运思方式.     

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我的一个朋友曾提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     

肖邦追求最有生命力的爱

【正】当肖邦走进巴黎金碧辉煌的贵族沙龙的时候,正是世界文学史上难得一遇的黄金时代。人们在沙龙里可以看到大作家巴尔扎克、雨果、缪塞、大仲马、司汤达和乔治.桑等人在高谈阔论;可以欣赏大画家安格尔、德拉克洛瓦、鲁索等人的旷世杰作;可以聆听李斯     

向上的阶梯

电视剧《蜗居》热播的同时,编剧六六竟莫名地惹上官司,猜忌与质疑纷至沓来。而一向言行低调的六六称此事"纯属无稽之谈",并写下这篇文字给本刊,作为唯一的回应。     

无限的爱

一位妇人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坐公共汽车,下车之后,等车开走了才发现还有一个小孩没下来。妇人急了,将跟着她下车的那个小孩交给路人,"请帮我看着这个孩子……"话没说完整,就飞快地追公共汽车去了。追了好几站,居然让她追上了,把孩子拉下车往回走,跑到"原点"时,又发现交给路人     

听导游说夏天的故事

<正>导游最怕哪个季节?当然是夏天!整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还要扯着嗓子说话,一天下来人都要瘫了。对于女孩来说,还有一项更大的挑战:肌肤问题。不管抹上多少防晒霜,也扛不住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