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弗雷-史密斯的主观性概念及其渐进起源解释

对于心灵哲学中的解释鸿沟,戈弗雷-史密斯通过建立主观性概念及其渐进起源解释,从生物学角度来弥合物质与心智之间的裂痕。他通过强调作为心智核心的主观性是多细胞动物组织其自身以及协调其与世界关系的方式,从而将心身关系囊括进这一方式中,同时将主观体验的程度累积变化作为其渐进演化的模式。文章旨在揭示戈弗雷-史密斯的观点内核与特征,继而提出并分析该观点可能依然无法摆脱的两方面难题。     

试论法律实用主义审判

＂法律实用主义审判＂是一种注重实践和经验的审判路径,它追求法律的科学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实证主义审判对概念形式过度依赖的缺陷。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面对不断涌现的疑难案件实证主义审判模式自身的诟病暴露无遗,这也造成了我国的法治建设迷雾重重。因此,借鉴域外的审判经验,适时地把＂法律实用主义审判＂模式引入到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杜威的五步法

受其中国弟子胡适的株连,杜威的哲学、教育思想在我国曾遭到长期的批判。其实,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学界乃至对美国社会影响很大。美国独立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科学研究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重发明而轻发现。这就是说,美国人直接地将科学看成是一种生产力,能够直接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创造财富。有人评价说,是杜威为美国定下了实用主义基调。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应用

澄清了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内容,对应于其内容,论证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是“工具主义”,相当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杜威对技术定义的理解、技术探究理论以及杜威的技术价值观与技术伦理观等,是他从工具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假设,相当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而工具主义方法则相当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启发法”。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引入技术哲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荀子的宗教向度及其价值探析

荀子注重理性与实证而不信鬼神,其宗教向度易被忽视;在先秦精英阶层理性高涨与儒家宗教性一直有争议的情况下,荀子的宗教态度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荀子理性思想中分析梳理其宗教向度,可以更好地把握其理智思维背后的矛盾与张力。荀子在"天"观念中对宗教性是一种排斥态度,在"命"观念中则对宗教进行了一定的保留,到"圣人"观念中宗教性有了显性的体现,而在"礼"观念中更是对宗教性加以利用。荀子作为知识精英对待原始宗教思想的理解,已经与低层的民众有了较大差异,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知识背景的束缚。荀子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解决宗教问题,这对当代处理宗教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环境哲学的政策转向

西方环境哲学在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中诞生,它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就具有实践性.然而在过去50年的发展中,环境哲学研究变得逐渐抽象化和理论化,与环境保护实践似乎渐行渐远.21世纪初,西方环境哲学开始发生政策转向,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政策讨论.这一转向是环境实用主义的最新发展.但是,这一转向所体...     

论涂尔干社会学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涂尔干认为实用主义对传统理性与真理的颠覆将导致社会失范,他以社会学来克服实用主义之蔽,并重建理性和真理.他把理性和真理看作是集体表现,从集体表现的视角批判并超越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重新解释了真理的特征及其对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作用.涂尔干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规范的重建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代哲学的筏渡——罗蒂“后哲学文化”理论评析

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罗蒂批判了西方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哲学的变种,他一方面宣告了西方哲学传统为人类精神活动寻求某个基础任务的终结,另一方面,提出了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这一理论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融合的趋势,在美国哲学界乃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实事求是与詹姆士实用主义比较分析

本文全面深入地比较了实事求是与詹姆士实用主义的异同。詹姆士实用主义与实事求是都讲实际、注重实践及实际效果、批判不切实际的理论, 在形态上有某些相似。但是无论它们各自的真理、真理标准、实际效果、价值取向, 还是各自的理论基础、方法原则都相去甚远。它们各自的精神实质不同, 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文中说明了划清实事求是与詹姆士实用主义界限的重要性, 特别指出了那些故意或无意把詹姆士实用主义与实事求是混淆起来的错误及其危害。     

《墨子》实用主义思想倾向探析

《墨子》思想具有实用主义倾向,表现为反儒家传统,重视物质利益、经验活动等观点和“由下至上”的思维形式。但是没有把“下”落实到“个体”,只是从“类别”出发,又归结到“整体”,所以实质上没有摆脱“整体———类别”的传统思维,与儒家思想殊途同归。这是由历史发展和哲学发展的阶段要求所决定的。《墨子》在先秦独树一帜,对后代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