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伦理”“道德”的范畴区分与意义辨析——基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

“价值”“伦理”“道德”诸范畴的界定和区分在国内外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意义辨析和范畴区分。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对“价值”“伦理”“道德”进行溯源式的考察可知,“价值”的原初内涵是人类根据生存发展的需要对事物或对象所进行的评价,其中对人的生活及行为的“善恶、好坏”评价是伦理维度的价值评价,对事物的“美丑”评价是审美维度的价值评价;道德的原初内涵是在特定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中自发形成或主动构建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价值”“伦理”“道德”具有内在联系,同时也具有关注点和视角方面的显著区别。     

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论争研究

近年来,中印关系从战略伙伴迅速走向战略敌对,甚至屡屡走在战争的边缘,这种变迁令世界为之震惊,与此伴随的是印度对华负面认知的加速上升及其主流战略界对华策略的激烈论争。独立至今,印度战略界的对华策略大致可分为三派:极端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及和平主义。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华策略正逐渐从强调"平衡+接触"的实用主义为主演变为"反华""遏华"的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向中国主动挑衅,战略冒险主义不断攀升,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择高风险的投机主义,加速向美国靠拢。导致印度对华负面认知螺旋式上升的因素包括国际格局的变迁、印度民族主义的膨胀以及印度鹰派对"中国威胁论"的极力渲染。印度对华策略的激烈争论与尖锐分化引起了中国战略界的同频共振,后者形成了传统友谊派、矛盾不可调和派及平行崛起派三派对印策略。通过分析中印战略界观点的碰撞,对照其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可以为避免双边激烈的地缘对抗、降低武装冲突和战争风险提供建议。     

杜威形而上学立场转变及其中国因素

杜威的形而上学立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经历过一次比较重大的转变,即从反对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改造,转变为为实用主义建立一种经验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通过对此时期杜威访华经历的分析,我们可以进行合理推断,杜威这个立场转变与其访华经历中所涉的中国因素密切相关。杜威1919年访问中国之前的形而上学立场在其《哲学的改造》中有鲜明的表达,即反对传统的、静观的二元分离的形而上学,对自然世界持积极"征服"的态度;而杜威在访华后不久出版的《经验与自然》中的形而上学立场则有显著的变化。虽然其中有美国哲学界实在论的流行及其对实用主义地位的微妙影响,即杜威作为实用主义集大成者,需要提出经验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论,但相关材料表明,杜威1919～1921年在访华期间的经历使他亲身体会与深刻了解到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易经》思想与道家学说中关于自然、变动的观念,对杜威产生了他自己也承认的思想共鸣,进而激发其为实用主义哲学建立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冲动"。杜威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转变既回应了针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无根"质疑,又为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提供了一个典范。杜威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取得的思想资源与相互之间的思想亲...     

从罗蒂看真理观由哲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向

实用主义的真理学说发生了明显的从哲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向，这在罗蒂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罗蒂那里，首先，真理并不是实在的精确再现，而是被我们制造出来的描述，因此真理涉及的乃是在语言中所产生的社会实践问题。其次，这样一来，真理就成为在自由和开放的遭遇过程中最终被相信的东西。罗蒂在救赎的意义上将这个过程考虑为寻求新奇之物，而不是逃向永恒之物。第三，这样的真理指向更美好的人类未来，这种浪漫主义意义上的未来所诉诸的是想象力。最后，罗蒂指出，随着关于国家的国民浪漫的失去，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未来的国家了。透过真理观的转向这一视角，不仅罗蒂的哲学贡献获得了一种新的梳理和把握，而且哲学在当前的任务获得了真理层面上的揭示。     

美国课后服务的运行机制、行动逻辑及启示

课后服务是对学生课后时空的重构，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国家教育服务能力的民生工程。如何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问题。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调整和完善课后服务运行机制，通过战略统筹规划机制、协同治理实施机制、数据监控反馈机制、弱势群体补偿机制优化课后服务功能。美国课后服务运行机制立足解决基础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注重民众的现实需求和国家利益，体现了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美国课后服务在运行机制方面为我国课后服务治理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一是完善课后服务顶层设计，统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二是协调课后服务资源，平衡课后服务的“供给侧”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侧”;三是通过多元协同的课后服务治理机制，增强家校社育人合力以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罗素与詹姆士:在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

罗素和詹姆士是两位富有影响的现代哲学家,他们二人之间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罗素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分析哲学的立场出发,率先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尤其是其真理观发起了猛烈的批判,直陈其理论缺陷和实践危害。詹姆士则对罗素用来探讨哲学问题的逻辑分析方法持坚定的排斥态度,认为它过于抽象和空洞,无以发挥实际作用。不过,罗素接受了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二人之间的思想交锋反映出新兴的实用主义思潮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之间微妙的关系,对现代英美哲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实用主义真理观适于法律领域吗？

错误的实用主义法律真理观对法治事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揭示其错误性有助于消除或减轻这种影响。从实用主义者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三种不同的实用主义真理观：（1）一个信念是真的，当且仅当它在理想条件下能够获得辩护；（2）一个信念是真的，当且仅当它能够得到经验的检验；（3）一个信念是真的，当且仅当基于这一信念的行动能够带来某种好处。基于第一种实用主义真理观，有学者认为法律领域仅具有“中度客观性”；第二种、第三种实用主义真理观则分别与法律现实主义、法律实用主义密切相关。经过细致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三种实用主义真理观都不能适用到法律领域，作为法律真理的定义或标准。     

浅谈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及意义

作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理查德·罗蒂，在哲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罗蒂开创了自己的“无镜哲学”，倡导一种“教化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家不应该去设立一个绝对理想的社会作为人们努力的目标，而是应找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以减轻甚至消除人们所受的痛苦。哲学就应该为使人变得快乐、自由、没有教条而努力。罗蒂的哲学观表明了他追求人类幸福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他是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哲学家。     

文明互鉴视域下罗马与希腊文化交融成因再探

文明互鉴论最鲜明的特色是赋予“文明”以“实践性”,将历史进程引入文明交往研究，为解读罗马与希腊的文化交融成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一，罗马与希腊长期而复杂的交往历程为文化融合提供了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持续的文化交融创造了关键契机，二者不断调适文化冲突，提升了对以往历史的认知，增强了彼此的文化认同；其二，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实用主义”史学的产生，既是二者文化融合的成果，也是其进一步融合的动因，希腊的理论理性与罗马的实践理性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学发展中有机结合，推动了罗马与希腊的深度文化交融，使二者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依托，逐渐走向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其三，罗马与希腊文化交融的历程证明了文明交往与历史进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归根结蒂，文明发展和文化交融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身体美学与实践美学的对话

身体美学脱胎于实用主义,而实践美学则主要源自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渊源看,二者存在一些差别与对立,但不可忽视其内在学理上的相近和相通.具体而言,身体美学由实用主义哲人舒斯特曼首创,它既充分彰显了身体理论的实用维度,又兼顾了身体审美的实践潜能.身体美学对实践的重视,与实践美学殊途同归.基于此,身体美学进入中国后,迅速与本土的实践美学形成了碰撞融合:一则,身体美学将审美实践的主体从抽象的"人"引向了具体的"身体",指出实践是身体的实践、身体是实践中的身体,对实践美学形成了"具身化"的补充;二则,身体美学将审美活动中的"身-心"因素一并统合到"身体"之中,为实践美学克服"主-客"二元论提供了整体论思路.通过对舒氏身体美学的西学东渐线索加以细致整理,有望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实用美学的对话机制,为异质资源的整合方案提供参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