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僵局视域下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司法裁判之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正式确立了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然而,现有司法实践反映出该规则仍存在若干不足,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该条款适用范围局限于非金钱债务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不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金钱债务同样存在排除继续履行的可能,为有效化解合同僵局,将金钱债务纳入适用范围更为妥当。基于合同僵局案件特殊性,为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应在司法解除程序中明确法官释明义务,即对违约方解除合同及守约方追究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进行释明。违约方解除合同存在道德风险,为制约双方当事人滥用权利,鼓励通过自由协商化解合同僵局、定分止争,建议增设重新协商程序。     

互联网企业刑事合规义务识别：分层、复合与技数赋能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本质上是为了鼓励更多企业建立健全的“事前”自主合规体系。企业事前自主合规体系建设的前提,在于有效识别刑事合规义务,这也是建构企业刑事合规管理体系的基础。互联网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在具体合规义务识别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分层”与“复合”的识别路径,确保“强制合规义务层级”与“优先合规义务层级”的分层识别,以及在此基础之上,行政合规义务与刑事合规义务、各类刑事合规义务来源的复合识别。互联网企业自主刑事合规体系需要“技数赋能”加以辅助,借助底层技术和数字建模相结合,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形成一套技术化、数字化、可视化的立体识别系统,将合规义务和风险评估嵌入企业日常业务流程,确保合规义务识别更加高效和准确。     

警察防卫的适法困境与完善路径

对于警察防卫的本质阐释,学界存在三种主流观点。其中,正当防卫说具有解构风险、二元说存在逻辑矛盾。相较于二者在解释学上的瑕疵,职务行为说更具法理上的优越性,赋予警察防卫在教义学上的应然合理性。但警察防卫在司法实践中仍遭遇了适法困境,即事实维度的法律适用不统一、规范维度的正当性来源分歧、价值维度的法律取向冲突。为此,需要于实然层面提出相应的三维完善路径,即以确立警察防卫权为起点,统一法律适用;并以细化操作规定为重点,廓清正当性来源;持续以人本关怀主义为指引,建立警察防卫的人本关怀原则与处罚宽宥、减责条款,平衡价值取向的冲突,促进警察防卫的规范化发展。     

我国机长权力法律规制的立法完善

机长权力是《东京公约》的重要内容,厘清机长权力的法律性质对规范机长权力以及维护航空安全有重要意义。机长权力是一种代理关系的表达,兼具私人代理与准行政代理的性质。机长权力中是否包含作为义务,可以说是权力中有没有义务这一争议话题的延伸。机长是飞机上权力最大的人,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作为义务的权力。机长权力是代理与自治的结合体,对其进行规制至关重要。对权力与义务的事前控制及约束,对规范机长权力的行使以及保护刑法所保护的生命法益尤为关键,应为立法所重视。     

一般救助义务的刑事化问题

将一般救助义务刑事化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宗族社会治理和连带责任的背景下,中国古代自秦至清,均设有见危不救的相关罪名。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宗教教义,迄今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都设有“坏撒玛利亚人法律”。普通法在传统上虽持反对立场,但例外的情形也逐渐增多。从损害原则出发,在缺乏阻却事由的情况下,未能履行一般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行为是对他人利益的不法损害,应当入罪。从立法效果上,则可呼应社会团结的刑事政策目的。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一般模式,结合我国罪名体系现状及立法习惯,可以将见危不救罪设于第四章遗弃罪之后。总之,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应对罪名数量脱敏,保证犯罪化的正当性才是刑事立法的核心要义。     

论正当观念的源起与道义论的生成

本文运用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揭示正当观念的起源与伦理学道义论的生成。第一部分,古代民族的正当观念。正当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评价用语。语言中出现正当或不当这样的字眼,表明使用者在以正当观念为工具实施道德判断。正当观念在荷马时代处于萌芽状态,而应当、合宜、合法、合理这些观念已经产生。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使用过一些表示正当观念的语词,但没有深入阐发正当的伦理意义。第二部分,义务概念和义务论的诞生。斯多亚学派创始人芝诺提出了义务概念,创建了义务论学说。古罗马共和国哲学家西塞罗撰写《论义务》。他借鉴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帕奈提乌的思想,讨论道德生活的基本准则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履行的各种义务。第三部分,西塞罗道义论思想的理论特征。西塞罗在《论义务》中建构了一种道义理论。西塞罗在义利相融或义利冲突的语境中阐释义务,强调义务先于利益,肯定在道德选择上要舍利取义。这正是道义论伦理学的基本特点。     

解读英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的修辞艺术

《警察与赞美诗》是由美国著名小说家欧亨利所作,类属于短篇小说,欧亨利运用极为幽默的手法书写了《警察与赞美诗》,无论是小说的题目、语言、情节还是结尾都可以看出,此作品具有浓厚的艺术特色与气息.小说不单单对当时美国在司法制度创建时期的黑暗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深刻的讽刺,同时还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伤心、难过与失望,是一...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参与亲属自杀行为的定性分析——以张志祥案为例

我国司法实务将参与亲属自杀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理由有二:一是帮助自杀;二是不救助行为违反作为义务.但是,当自杀者对自杀有清晰认识和积极态度时,这种真意自杀应属于法外空间.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对此进行帮助的行为,没有一个规范上违法的实行行为可以依附,故不成立该罪共犯.同时,帮助者也没有对自杀行为有所支配,不构成间接正犯.真意自杀应当由自杀者自我负责,法律并不强制其他主体承担诸如先行行为和扶养义务产生的救助义务,所以也不成立不作为式的故意杀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