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创新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政治人类学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新政治人类学适时而变,打破以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定义政治人类学的界限,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权力",使得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无限延伸。新政治人类学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政治现象,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的精神、探寻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以及人类权力的产生和异化等问题。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抓住了政治体系变革的关键,相比于传统政治人类学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慢时代”的中国需要精英的担当

一个社会精英可以是物质赤贫却精神发达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既无权力、财富，也无知识优势的社会活动领袖或舆论领袖。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职能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总则,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理念的重要转变,即由过去的重打击向重保障转变.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扮演多种角色,理应充分发挥保障人权的职能.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和19世纪德国的客观公正义务理论对大陆法系检察制度影响深远,构成了检察机关人权保障职能的法理基础.中国检察机关的人权保障职能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有所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扩充了人权保障的范围;丰富了人权保障的措施;完善了人权保障的救济.检察机关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论法修改为契机将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到实际工作中.     

伦理视角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艾滋病叙事

艾滋病的出现与蔓延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的道德偏向和伦理亏欠。阎连科、宋江鹏等作家在作品中揭示了艾滋病蔓延过程中的伦理缺失:地方政府错误的发展理念和医疗行业的失序;现代人重利轻义的道德观念和性自由意识的泛滥。通过对艾滋病及其患者遭遇的描述,作家希望唤起全社会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生命价值和健康权的关注。这也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降临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的忧患意识与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城市政治与治理演进(三篇)

正主持人语:无论人类生活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繁衍与发展的重要场所;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以来,研究城市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千年来,从雅典到威尼斯,从欧美到中国,当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时,城市的研究也有着日益多样化的视角;我们看到,城市的研究与其说是对理想空间的美好构想,不如说是对新型公共生活的持续性批判与反思。     

让巡视工作闪耀法治光芒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18位省部级高官(截至完稿前),个个位高权重,其中有些人甚至直接工作在反腐一线,最终却发现他们本身也是腐败分子。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倘若没有中央巡视组,他们会不会仍然带领我们继续"反腐败"呢?可见,在反腐败工作中,中央巡视组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有人呼吁实现巡视工作的     

自媒体:网络话语与文化信码

"自媒体"的问世,将普通大众争取公共信息的知情权和发言权的诉求变成了现实,标志着文化权力的转换,但同时也引发了公信力不强、可信度低迷等遭人诟病之处。人们要通过自媒体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必须采用同一个表达系统,形成一套通用的"信码"。信码—编码—解码,构成了网络话语的完整程序,只有建立在信码基础上的网络话语才是有意义的。然而"信码"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符号学的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信码是由诸多文化因素共同搭建的一个平台,它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它是未完成的、无限开放的,它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自媒体不仅必须恪守语言信码,而且必须恪守种种文化信码,才能有效地运作,也才能行之有效地确立自媒体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而推动自媒体不断得到提升、逐步走向成熟。     

城市化为何导致政治失序?——一个经验命题的文本分析与框架建构

围绕着"城市化如何导致政治不稳定"这个经验命题,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解释路径:城市偏向、城市主义以及政治排斥。通过对这三种解释路径的方法论的综述与评价,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历史主义在解释这一问题时各有优劣之处。通过学术反思,我们倡导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个例外现象。对中国经验的诠释应当着重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从微观层次上观察国家基础权力的范围、能力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从而为我国城市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帮助。     

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与农民权利实现的互动关联

农民权利的实现问题是当下农村问题解决的关键,对农村乃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农民权利的实现困境根源在于权力结构与农民权利诉求未达成契合,权力运行与权利实现之间缺失了均衡性。因此必须合理调适农村现行权力结构,以对农民权利的认可和保障为旨归,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联中,构筑农民权利实现的屏障。     

机制设计理论视角下“一把手”监督的制度设计理念分析

按照机制设计理论,如果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制达到既定的社会目标.本文基于这个理念提出了“一把手”监督制度设计理念的模型,即制度警觉性与“一把手”权力匹配之间的关系和设定.指出制度警觉性是遏制“一把手”腐败的必要条件,两者之间不仅需要实现强度与方向两个属性维度的匹配,而且要考虑动态性的匹配,其条件是在“一把手”腐败的“机会之窗”从开启到关闭的任一期间内,随机出现的权力运行点必须落在制度警觉性区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