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诉求--论“太平洋派学人”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太平洋派学人”具有地缘性、精英性和政治边缘性特点。他们以知识分子先行者的敏感关注俄国革命,并从学理角度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验,鲜明地体现出了其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基于这种立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太平洋派学人”自由、宽松的政论基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彰显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尊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     

“由文变野”的深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口与土地问题争论探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人口与土地问题的论争,一方认为“人口过剩”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根源,主张节制生育;另一方认为中国生产、技术落后,是人地矛盾的根源,发展生产、改良土地是解决方法.论战结束后,人口多且素质低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中国完成“由文变野”的深化,即制造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最终落脚到人亦不如人,自我塑造成“东亚病夫”的形象.从此,这种自我意识潜存于中国人的脑海里,一旦人口问题凸显,节制生育自然成为首选措施.     

“因声求气”:桐城派对声韵美的不懈追求

在以诗为文从事古文创作的带动下,桐城派提出"因声求气"说,表现出对声韵美的追求和推崇。此派古文创作在刘大櫆神气、音节、字句理论和姚鼐及其弟子对熟读、精诵、涵咏、妙悟的推动下,异常重视文字声音带给读者的听觉冲击,这在中国散文诸多流派中别树一帜。它极大地提升了桐城派散文的文体品格,尽显其汉语之美。     

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思想论争,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     

白话新诗之争——论学衡派的诗歌观

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歌的论争中,学衡派对白话诗歌批评集中在白话可否入诗,以及格律可否偏废这两个主要方面。学衡派认为诗歌语言应是工具和本体的统一,反对白话入诗;认为格律为诗之本能,诗歌必须坚持格律;坚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歌改革观点。学衡派的诗歌观与其文化思想有内在逻辑关系,与新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古典主义"一、多"学说有渊源关系。     

论网络讨伐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效应

网络讨伐作为一种网络社会行为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在一定环境影响下产生,且在其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带来相应的社会影响。一方面起到了增强个体道德自主性、充分表达民意、锐化社会监督、补缺社会救助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网络讨伐的发展也潜存社会信任危机、累积暴力性倾向等消极影响。     

论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的文学思想

日本无赖派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重要文学派别,而太宰治是无赖派文学派别中的最为著名作家之一。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是在其生活阅历和文学创作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思想意识主要有"颓废堕落"意识,"自杀"意识,"罪"意识,"孤独"意识,"基督"意识等,被日本学界称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     

国家一体化理论及其对中国边疆稳定机制建设的启示

推进国家的一体化有助于边疆稳定机制的建设。中国传统的文化多元一体论、民族多元一体论和宗藩多元一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西方的现代国家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等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促进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却有其相当的学理解释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派伊的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理论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国家一体化理论,他通过分析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健全和完善等一体化建设而解释"过渡社会"的政治发展。这种民族—主权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建设特别是新疆和西藏等西部边疆地区的治理及其稳定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