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nesses＇ Appearance in Court and Guarantees for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Confrontation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因此,刑事证人出庭问题基本上可替换为以被告人对质权为核心的必要证人出庭问题。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赋予被告人对质权,实践中必要证人出庭率仅为25％左右。这种无对质权语境下的刑事审判,通常表现为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定罪量刑的非精细化操作和裁判正当性来源的单一化。为改变这一局面,有必要确立对质权制度及相应的保障机制。     

论刑事诉讼论证的可废止性

法律论证是一种法律职业技术与基本法律方法,对法律论证的不同认识会影响法学研究者与司法职业者的思维进路。本文通过检验证人证言论证这一刑事诉讼论证中常见的论证模式,展现并分析了可废止性,即论证结论的可谬性,是刑事诉讼论证的重要特征之一。强调在案情复杂的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都不能简单认为自己掌握了客观事实、绝对真理,要尊重刑事诉讼论证的可废止性特征,用经过法律程序反复质证重塑的,与现有证据不相矛盾的符合法定标准的法律事实作为量刑依据,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社会正义。     

初论敌意证人规则——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敌意证人规则以将诱导性询问引入主询问过程中为实质目标,通过灵活地设置诱导性询问的位置,在应对法庭上证人突然"叛变"的情况时,使控辩双方手中的武器始终维持合理的平衡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交叉询问方式在发现案件真实方面的强大功能.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再思考

证人出庭作证对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增强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保障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证人不出庭,特别是重要、关键证人不出庭作证,这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和审判结果。但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界定证人的范围,剖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及危害,以期构建一种更加完美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把自己告上法庭的人

我们只听说犯了罪的人,想方设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化不了就"逃为上",却有这么一个人,在别人不知道自己犯了罪时,主动去投案自首,把自己告上法庭。高红梅是吉林省白山市的一名女出租车司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位叫刘小蕾的小姑娘,小姑娘的母亲因工伤不能干活,父亲抛下她们母女俩不知去向。小姑娘只好出来卖花赚钱,贴补家用,给母亲买药品。听说了小蕾的故事后,善良     

刑法中前科的概念及厘清

前科作为衡量罪犯再次犯罪时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标准之一,不仅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罚理念,也有助于实现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目前,我国刑法对前科的概念尚无定论。行为人因犯罪而被司法机关宣告有罪的事实,即为前科。我国宣告有罪的司法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宣告前科的唯一机关是人民法院。     

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评析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类证据,而证人出庭率低成为影响案件质量和制约庭审功能发挥的瓶颈。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通过对该项制度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证人出庭作证条件较为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正当理由不够充足、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例外存有局限性、对于书面证言作为庭审证据使用的情况缺少限制机制等弊端。为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特权思想及其治理对策

特权思想、特权行为是导致腐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对特权的表现和危害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论证,有重点地从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管、完善有效的监管体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三方面提出了治理特权的应对策略。     

我国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新探

证人拒绝作证已成为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证人拒绝作证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亦有外在的制度原因。我国文化传统形成的心理层面的因素对我国证人拒绝作证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属根源性因素。其次的外在制度层面因素也有一定影响。对证人拒绝作证原因的深入分析有助于为我国法学界寻找此难题的解决之道。     

新加坡反腐经验及对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借鉴研究

新加坡是世界上反腐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这归功于其有着完善而严格的法律规定,强大而独立的反腐败调查机构、先进的公务员制度等。商业贿赂是市场中最为常见的腐败,中国应当在立足自己国情的情况下,深入学习新加坡治理腐败的经验,分析自身之不足,结合中国的情况,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以及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综合治理商业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