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建构

在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自始至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官只有借助于证据,才可以正确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案件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为低下,严重制约了证人作证制度效果的发挥。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因此,若要充分发挥证人证言在诉讼中应有的证据功能,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势在必行。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质证原则

质证原则是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并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在交叉询问、直接言词、证人身份披露以及所有证据都应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更充分体现此原则的丰富内涵和司法的公正性。但在其立法上和执行上的某些方面尚有不足之处 ,有待进一步完善     

迷茫中的选择现实中的妥协——对我国刑诉案中证人出庭困境的理性批判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益完善,更趋向于合理。但在具体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怠于出庭逐渐成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的探究,不能仅站在国家管理者的高度凭惯性思考,需要研究者超越历史的局限,从证人对自身重大利益的关切,以及社会强势群体的示范导向和人情社会的惰性阻碍着眼,加以理性地批判。     

权利与义务平衡:论强化证人保护

证人作为诉讼权利主体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其作证义务的履行,还是其诉讼权利的受保护方面均存在着严重失衡。在我国的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比例极低。若想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尴尬状态,需要从立法、执法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欧洲官邸遏制官员住房特权：每月还需缴纳租金

提起欧洲宫邸,许多人都会想起法国爱丽舍宫、英国唐宁街10号和柏林贝尔维尤宫。其实,欧洲官邸的范围并不止于此。在欧洲,有的国家官邸制适用到部长,有的则适用到州长、市长级别,还有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中立证人观与民事证人评价制度的建构

我国民事诉讼中一直以来以中立证人观规定、理解证人,也以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作为判断证人证言证明力的重要方法。其实证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方式上与案件或者当事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中立证人不仅是一种乌托邦的设想,同时与现代诉讼制度的改革是异质的,为此应在克服传统中立证人观的基础上,确立与之适应的证人评价法,这就是矛盾评价法。     

直接言词原则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现代诉讼制度要求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便于查明案件事实,而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刑事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我国相关刑事立法与司法实务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在刑事审判实务中检察机关提供证人证言笔录成为证人作证的常态;在刑事立法上建立有效的证人作证传唤制度、完善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的规定等成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实施问题研究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通过实务考察,发现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变化不大,司法机关不愿意证人出庭作证,出庭证人的口头证言并不一定被采纳,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裁决说理不够。主要原因是新刑诉法没有否定关键证人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传统印证证明模式的深远影响,非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转化为非法实物证据而更加难以排除,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不合理裁量不受追究,以及司法人员自身能力不足等。因此,为了使证人出庭作证,应当明确关键证人的范围,把未到庭的证人限定为非关键证人;加强司法人员能力建设,让其习惯于证人出庭作证情形;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促使证人出庭作证。     

专家证人法律责任与我国鉴定人法律责任

专家证据制度对于英美法国家的法庭审判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专家意见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往往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法律责任通常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也应是保障专家证言的客观性的有力武器。在我国,由于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缺乏可实际操作的实施细则,以及理论研究的空缺,使鉴定人制度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完善。因此,我国法律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鉴定人法律责任制度。     

西周与西汉老人特权现象之比较

西周与西汉的老人特权现象有着三大差异:其一,西周老人特权的赋予,是西周统治者因俗而治的结果;而西汉老人特权的赋予,则是西汉统治者治弊更俗的历史性选择。其二,德行导引之师,是西周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而被救助社会群体,则是西汉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其三,对于老人特权的保障,西周以礼制规约,西汉多以政令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