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不出庭的逻辑演变与课题展望

在我国,证人不出庭、并代之以庭外证言笔录证明案件事实,经过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两重逻辑转变:在立法中,从出庭作证为原则、使用庭外证言笔录为例外,转变为"同等对待"两种方式;在司法中,从两种方式的"同等对待"发展到使用庭外证言笔录为原则、出庭作证为例外。在这种逻辑演变过程中,蕴含着立法、理论基础、诉讼主体的利益需求和博弈等多方面原因,它们是下一步的改革课题。     

封建特权因素对中国法治化的制约

残存的封建残余和特权因素仍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根源十分复杂。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清除思想、政治上的封建残余和特权因素的影响,是中国实现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基本要求。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法律思考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证据 ,但是在我国对它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调证人资格 ,没有很好地把握证人权利义务的统一。     

论幕藩体制下的商人——商人是幕藩体制的“宠儿”和掘墓人

幕藩体制对商人的限制和为商人提供的条件、对商人的依赖,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都市商人寄生于幕藩体制,掏尽了统治者钱袋中的最后一枚铜板,使之债台高筑,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统治阶级,颠倒了社会阶级关系。农村商人以农民的商品经济为依托,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和新生产关系的产生。政治统治者创造的经商条件和对商人的依赖,使商人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成了幕藩体制的掘墓人。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难,特别是重要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进而关系到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影响;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存在漏洞;法律法规对证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不详细;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证人保护制度相对缺失。     

美国金融制裁法律限制的再检视

近年来,单边金融制裁频繁地成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胁迫他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国际经贸交往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由于二战后国际情势的特殊变动,国际法规则体系中存在嗣后漏洞,未能对美国金融制裁加以妥当规制,使之长期逸于国际法的“灰色地带”。当前,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化趋势与国际法治概念的生成,为检视美国金融制裁的法律本质提供了新视角。美国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圭臬,滥用根植于“法律特权”的单边金融制裁,枉顾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利益,拒不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美国金融制裁不仅频频违反实在国际法规则,更与实现国际法治的国际社会共同追求背道而驰,显然不具备合理性与正当性基础。对此,国际社会应建构美国金融制裁的有效约束机制,确保制裁的决定以“在先违法行为”存在为前提,制裁的实施服从比例原则与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指引,推动国际法治的实现。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为研究对象,根据国内外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中国民事审判工作现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传唤制度和询问制度.中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为:作证率低,书面证言适用普遍,证人拒证、伪证相当普遍.现行有关证人作证立法上的缺陷,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根本原因.要完善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建立证人适格制度、证人拒证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证人宣誓制度、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变通制度、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以及建立完整的证人权益保障制度等.     

产权是人权的现实实现

人权是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一种确认,而产权是基于财产的权利;人权是产权的终极根源,而产权则是人权的现实实现.现代社会通过文明规则对产权进行界定,本质上就是对人权的一种具体化,体现了人类自我驾驭能力的提高.正是人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人的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的不断现实化,才使得以自由交换和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规则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     

刑事证人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学术界长期认为,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据此,证人是第三人、自然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我国证人理论中可取之处。然而,对于什么是案件情况,证人了解的案件情况有没有时间标准,证人能否适用回避,如何界定证人的资格,警察能否作为证人等诸多问题,在我国司法实务界以及学术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证人的界定存在诸多模糊认识。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是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