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营业部营销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领域的迅速进步,证券市场也在不断的前进,证券营业部作为证券市场内竞争的主体,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证券营业部传统的营销策略已经不再适用新市场经济形势下的严峻挑战,加上国内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国外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国内证券营业部只有不断的增强自身实力,采用正确的营销策略,才能够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力,摆脱当前内忧外患的行业局面。本文通过分析当前证券营业部发展的大背景,进而指出了当前证券营业部营销的现状,最后提出了通过明确证券营业部的发展战略,重视经纪业务水平的提升,建立全方位服务体系,稳住老客户,大力挖掘新客户,积极创新,拓宽证券营业部业务新思路,加强证券营业部文化建设,提高市场影响力,不断拓宽营销渠道,注重营销团队培养和建设等措施来完善证券营业部的营销策略,完善证券营业部营销系统,促进证券营业部经营业绩不断提升。     

“软实力”催生“硬实力” “文化力”增强“战斗力”——南京证券企业文化建设有特色

“企业发展，一年靠机遇，十年靠机制，百年靠文化”。 近年来，公司党委积极借鉴世界先进企业文化理念，注重吸收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紧贴现代金融企业建设发展实际，按照“以观念更新推动理念创新，以文化发展推动管理升级”的企业文化建设总体思路，积极培育和发展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富有特色，落地有声。     

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的关联性分析

以往研究认为沉没成本效应的产生与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相关,但对其相互关系的探讨较少考虑货币性沉没成本和非货币性沉没成本的不同影响.文章选取证券监管者和证券市场投资者作为被试对象,通过有情境因素的调查问卷对损失厌恶、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验证.实证结果发现,与证券市场投资者相比,证券监管者的损失厌恶倾向要显著更低,而二者的后悔厌恶和沉没成本效应则无显著差异;证券监管者的数据结果表明,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效应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比之下,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数据结果则表明,损失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后悔厌恶与沉没成本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证券分析师性别、盈余预测偏差与纠偏能力

证券分析师个人特征是其能力的重要表征.文章选取2007-2014年我国资本市场相关数据,研究了证券分析师的性别对盈余预测偏差的影响,以及盈余预测偏差的时间序列特征,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整体上男性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偏差大于女性分析师;第二,男性分析师对于盈余预测偏差的纠正能力高于女性分析师;第三,随着对公司跟踪时间的增加,男性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偏差下降速度更快.研究结果说明,对于分析师跟踪时间较短的公司,女性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偏差较小,而对于受分析师长期跟踪的公司,男性分析师的盈余预测结果更准确.研究结论对投资者依据分析师性别判定其盈利预测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应用

文章以研究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应用为目的,以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发展为主线,运用三种目前比较流行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进行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适用性的实证研究,来考察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应用情况.     

试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的裁判标准——以大庆联谊案的审理进程为中心

大庆联谊案是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中首例经历了从立案到执行全部诉讼过程的案件。但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裁判标准方面存在的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和保护投资者权益力度不足等漏洞。以大庆联谊案从受到证监会处罚开始的诉讼进程为个案,以实证的方法对若干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裁判标准的不足作初步探讨,显然对我国证券民事赔偿的立法与司法具有积极的意义。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西方金融创新理论述评

西方对金融创新首先提出理论解释的是约束引致假说和管制理论。约束引致假说认为金融创新是银行试图降低与特定资产负债表约束关联的成本。管制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持续的斗争。不完全市场理论认为新金融产品仅仅是金融工具特定因素组合的变化。证券设计和不完全市场模型是以一般均衡理论对金融创新过程模型化。目前尚无金融创新普遍认可和统一的理论。     

择机还是共谋——内部人减持前的分析师行为

从“互惠式”的利益框架出发,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会否以及如何利用信息优势与证券分析师形成关联,并损害外部投资者利益的命题.使用2007年～2013年内部人减持与分析师评级数据,研究发现:1)分析师在内部人减持前会集中发布乐观评级报告,内部人减持的金额与分析师乐观评级的数量正相关; 2)这一关系在非高管股东与高管股东减持时均存在,并随高管影响力的提升而增强; 3)这一关系更可能在内部人管理公司信息环境动机强烈时出现; 4)内部人和分析师的以上行为增加了彼此收益,内部人通过减持获得了超额收益,而分析师获取了更多私有信息.这些证据总体上支持了公司内部人与分析师“共谋”的猜想.这些发现全面地展现了公司内部人与分析师进行互惠利益交换的动机、手段与后果,增进了对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内部人与分析师互动行为的理解,也为监管部门加强披露监管、打击内幕交易、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一定启发.     

证券投资基金与股市波动性的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基金指数与综合指数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因果关系与脉冲响应检验、GARCH模型分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中国股市与基金市场之间存在着同涨同跌的长期均衡关系;股票市场的波动会对基金市场产生影响,而基金市场的波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并不明显,表现出非对称性;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较基金市场更为强烈,而基金市场受到较大波动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