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市场CDR制度选择与现行证券法律体系的挑战

证券存托凭证(DR)的推行对于创新投资渠道,扩大融资空间,促进证券市场渐进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发行CDR(中国证券存托凭证)是国内资本市场开放的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法律、银行服务、金融监管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考察国外证券市场的成熟经验,以严格监管为特色的ADR(Ⅲ级别)作为CDR的发行模式比较适合中国的目前证券市场发展的现状.由于证券存托凭证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法律关系定位,特别是与现行的证券法律体系存在诸多制度矛盾与障碍,上述种种问题都急需通过后续的证券法修改来加以完善.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择时能力的非参数检验

本文运用传统的参数检验方法(TM模型和HM模型)和Jiang(2003)提出的非参数方法对我国33只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择时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1)非参数方法可以克服参数方法过于严格的假设条件;(2)非参数方法不存在参数方法选股能力与择时能力之间存在严重的负相关性这一难以解释的问题:(3)虽然整体上基金经理有显著较差的择时能力,但是个体上基金经理既没有显著很好的择时能力,也没有显著很差的择时能力。     

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基于三个角度的分析

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相对薄弱,尤其在与被害人权益紧密相关的不起诉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体现更为明显。随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的进一步强化,与此对应的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不容忽视。应当从不起诉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障实质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予以充分关注以及提升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可履行性角度,更加重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助推刑事诉讼目的之实现。     

改进区间可接受度的证券投资组合区间二次规划模型

本文首先基于Markowitz的经典均值方差模型，针对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组合问题，把证券的收益率、风险损失率和流动性用区间数描述，建立了一种新的含交易成本的证券投资组合区间二次规划模型。其次，为求解该模型，提出了改进的区间可接受度确定性转换方法，通过引入优化水平α与可接受水平η将不确定二次规划转化为确定型规划。最后，通过数值实验将提出的方法与传统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与模型具有相对较好的可行性与实用性。     

影响证券分析师增加股价信息含量的因素分析

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证券分析师利用自身专业知识、技能以及人脉关系收集公司与行业信息,将各种来源的资料和信息转化为分析师报告,但分析报告的信息效用常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持股比例和收益回报波动对分析师跟踪的信息含量增加效应具有放大作用,公司信息透明度对上述增加效应具有抑制作用。在信息需求较大、信息供给较差或收益风险较大情形下,分析师报告的信息含量增加效应表现较显著。     

细分群体佣金价值随机模型的蒙特卡罗模拟求解

文章以过度自信和处置效应作为细分维度,用K-means聚类对客户按照投资心理细分后,以证券市场收益率为随机变量,分别采用GARCH模型和线性模型对各细分群体的资产周转率和投资收益率建模,得到各细分群体佣金价值随机模型。由于模型无解析解,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法求数值解。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确定性模型,基于投资心理细分和GARCH的客户价值随机模型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不同投资心理特征群体的长期价值。     

国外如何“减税养老”

“减税养老”在国内听起来还是个新鲜词,但在国外,尤其是一些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早已不是新鲜事。最著名的“减税养老”莫过于美国的“401k计划”,“401k计划”也称“401k条款”,是指美国《国内税收法》第401条k项规定,对企业年金可以实行个税递延优惠。美国企业为员工设立专门的401k账户,由员工自主选择证券组合进行投资,收益计入个人账户,供退休时领取。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在一次演讲上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401k计划,因为我认为它根本不存     

论行政登记在司法审查中的两个误区——以房屋登记行政诉讼案为切入点

近年来,企图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民事纠纷之实例频现于行政登记领域,尤以房屋登记行政诉讼案最为典型。然而,大量涌现的类似诉讼现象却难逃正当性拷问,在其背后潜藏着两个误区:撤销行政登记必然影响民事法律关系变动、行政诉讼撤销判决必然存在适用空间。两个误区的形成分别源自对行政登记功能定位的片面认识与对行政登记合法要件的抉择失当,因而有必要从功能定位的视角厘清许可式、确认式、公示式登记对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影响,也有必要探讨实然与应然、长远与当下所应采取的审查方式,进而确定该审查方式下行政登记在司法审查中所应确立的合法要件,以上举措是走出前述误区的关键。     

法官阐明的制度尴尬与律师强制代理的导入

法官阐明是实行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的一种重要修正机制,面对世界范围内民事诉讼中产生的诉讼增多、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高昂等问题,两大法系国家都将法官职权的扩大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作为具有职权和义务双重属性的法官阐明,法官的消极阐明或者过度阐明,都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和法官中立地位的破坏。律师参与民事诉讼具有与法官阐明相同的功能,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能够有效减轻法官阐明义务,降低法官阐明强化对于民事诉讼模式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