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师的粥厂与贫民救助

清代是传统中国社会救济事业发展的繁荣时期,京师作为"首善之区",社会救济事业尤其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清代统治者的社会救济措施中,开设粥厂、煮粥赈济是清代京师救助贫民的重要举措。清代京师粥厂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办粥厂,主要由政府投资并管理;一种是官督绅办粥厂,由士绅创办,官府监管。清代京师粥厂对于救助贫民、安抚流民、挽救民生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解雇保护司法救济之利益衡量——基于解雇案例的实证分析

解雇保护制度在我国劳动法制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劳资利益的衡平与劳动者权益的维护是解雇保护制度的立法着眼点.通过对若干典型解雇纠纷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解雇保护的相关立法规定仍存在一定的原则性和粗线条性,解雇保护的司法救济存在适用利益衡量原则的必要性.为防止利益衡量原则成为恣意适用法律、超越规范的任意行为,法官应在遵循必要的规范和程序的基础上,在利益冲突的格局中实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权益衡平,以弥补立法的缺漏,最终实现个案的实质正义与社会的公平稳定.     

试论公司瑕疵决议制度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存在各种情形的瑕疵,这种情况在大多数公司的运营中较为普遍。当公司机关在作出决议的内容和程序上有瑕疵时,就有可能侵害到股东或公司的权益。为了维护股东或公司的合法权益,就有必要对相关决议的效力作出法律评价并给予权利主体一定的权利救济。全面阐述公司瑕疵决议的常见类型、救济方式及其对公司内外部的法律影响等问题,对司法实践将有所助益。     

商标法上在先权救济机制的质疑及重构

我国法律规定商标评审乃注册商标争议诉讼之前置程序,但在先权受到侵害的利害关系人仍有权依其他相关法律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这种循环诉讼体制下,必然造成大量的行政司法资源浪费。此外,商评委与法院分别审查商标案件事实的双轨制模式也无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裁判。有鉴于此,我国应当重构在先权救济机制,将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在先权纠纷的职能转移给各地法院。由法院继承相关审理职能,一方面可以缓解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的压力,缩减当事人获得救济的时间,节约司法行政资源,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法院间的协调,消除矛盾裁判。     

“城中村”改造中失地农民受损权利救济途径初探——以宪法中“农民”为视角

"城中村"作为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达致成功改造的关键在于实现相关各方主体权利诉求的协调与平衡。然已有征地补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非但不能有效完成前述任务反而致使"城中村"失地农民权利受损,因此,在明确"城中村"改造中应依循的宪法原则的基础上,从宪法的角度探寻农民受损权利的救济途径成为必要。     

从516份司法裁判文书看残疾人权益保障及其完善

通过梳理涉残疾人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可以发现残疾人通过司法诉讼寻求权益保护的整体概貌.面对残疾人包括健康权、生存权、公民权、政治权等权益诉求,涉及自然人、法人等多元侵权主体以及司法过程中支持性服务供给、经济成本耗费、裁判结果与预期等诸多问题,必须增强残疾人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多角度、多渠道保护重点权利和规制侵权主体,构建立体的权利救济体系.     

私力救济的法价值实现路径——兼论我国未来《民法典》私力救济的制度对策

正当的私力救济符合法的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率等价值基本理念,泛化与异化的私力救济则与法的基本价值相违背。借助法律技术创设确定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是私力救济的法价值实现路径。我国未来《民法典》私力救济的制度化可以避免私力救济对社会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对私力救济进行准确的制度定位可以彰显权利主体的自由意志;制度控制是防止私力救济偏离正义轨道的有效措施;规范化是私力救济实现效率的最优博弈策略。     

论捐赠者知情权的司法救济

我国基金会信息披露制度的运作实践与立法愿景出现了严重背离,导致捐赠者知情权落空。囿于行政监管失效的现实,应当引入司法救济作为补充机制,以拓宽捐赠者知情权救济的法律路径,借由捐赠者私权利的行使,规范基金会行为,重建社会信任。     

单身母亲的收入和时间贫困研究

生育且未婚、离婚或寡居,在不再婚的情况下独自哺育与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面临着时间和收入的双重贫困,其孩子经历着更高比例的物质匮乏,且贫困的程度与孩子的年龄成反比.文章建议以提供现金津贴、社会化照料服务、消除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和歧视,以及改革婚姻法有关离异的财产分割与赡养费救济的条款为这类家庭的母亲和子女提供国家救济.其惠及的对象不仅限于失婚家庭里的母亲和孩子,也将有效地改变所有婚姻里的母亲和孩子的理性预期,帮助其克服以忍受情感和其他方面的虐待换取家庭财政保障的“自愿选择的奴役”.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关注单身母亲家庭这一研究对象.     

应当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评《WTO体制下贸易救济实施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惊人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既得益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也得益于WTO主导的贸易规则为全球贸易发展创造的自由化环境。然而,WTO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并不等于自由贸易,一国制定贸易政策时是以本国的福利而不是以全世界的福利为基点的,其贸易政策的选择必然会受到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等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