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不同特点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诉讼活动。从两种诉讼解决的争议、立法宗旨、对救济手段的选择原则、当事人地位是否特定、诉讼证据、诉讼程序、诉讼执行等方面对两种诉讼活动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领会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立法精神,有利于参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活动,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关于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几点思考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近年来最高检公诉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3年初,两高和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对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改革的各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成为这项司法改革的法律依据。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就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的立法背景、改革所起作用、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问题及其完善等做进一步探讨。     

民事诉讼程序弹性论

我国民事诉讼的部分制度过于僵化,不利于当事人程序选择和程序救济的实现,也妨碍了法官行使诉讼指挥权。民事诉讼程序弹性包括程序步骤的灵活性、审理方式的灵活性和审理时限的灵活性等三个方面。在尊重程序安定的基础上保持诉讼程序适度弹性是立法技术的需要,也是弥补审判程序内在局限以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辩证统一的需要。增强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弹性应当强化法官案件管理,促进案件适时审理;完善程序选择权和诉讼契约,保障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灵活实施诉讼行为;健全诉讼程序的类型化,促进了程序的多元化和灵活性。     

夫妻一方举债案件中的当事人确定和嗣后救济

“夫妻共同债务”与 “连带债务”在债务发生原因和债务履行上存在差别,对其进行诉讼时,诉讼形式应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当债权人仅起诉名义举债人一方时,可能构成诉讼被告不适格。借鉴德日诉讼要件理论,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职权调查”,但所采用的诉讼资料应遵循“辩论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应明确法院的释明权适用情形,即通过对已经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进行释明来改变诉的不合法状态。若因法院在此审判阶段释明权适用不到位,而最终不合法的诉获得了无法顺利执行的实体判决,债权人想要获得圆满救济仅能依靠再审。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适用辨析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适用在理论界还存在分歧。但无论是从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各国的实践选择来看,调解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解决纠纷的优势都使其适用具有妥当性。不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具有有限性,这主要体现在调解的启动时间、调解人的配置、调解的范围方面具有一定的限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选择职权主义模式,反映在调解适用中,就是强调调解的司法控制,包括允许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明确法院对调解过程的主导、强化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和加强调解协议履行的监督等。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益保护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人们对于刑事诉讼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关于"受害人获得补偿"这个问题,我国目前依然没有建立起刑事诉讼案件中被害人权益保护的解决办法。在我国的日常刑事诉讼案件中,如果被害人想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就必须申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样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诉讼的效率。因此,要充分利用公权力的优势作用,发挥其积极向上和保护公民权益的功能,在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慰藉时,尽快帮助其家庭恢复到受到伤害之前的生活状态。     

规范宪法学视角下的行政诉讼法的简易程序

随着我国新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简易程序被引入新的行政诉讼法草案中。简易程序的引入,为优化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结构体制,凸显司法公正,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坚持诉讼经济的原则作出贡献。从规范宪法学的视角上来看,简易程序的引入加大了保障权利人对权利救济的权利,维护当事人的诉权的力度,本文就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价值和规范宪法学之间关系展开简单论述。     

中美贸易摩擦:老问题与新挑战——评崔日明、李兵《新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理论和问题研究》

正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多来年间,中美经贸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由特殊性、偶发性的摩擦阶段进入到了一般性、频发性的摩擦阶段,逐渐成为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近日,拜读完崔日明、李兵的著作《新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理论和问题研究》一书,理解和感悟很多,归纳起来,笔者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书中去繁趋简,通过归纳总结,清晰地描述了一个中美贸易摩擦频发加剧的路线图谱,从而为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施行,其中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在此之前我国地方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关于"刑事和解"的尝试。比如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下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敌祸,由此而产生了极大的荒情。根据地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方面大力放赈救急,另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扩大生产,增加财富。根据地的救荒运动不但为战胜灾荒、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推动了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