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公正价值的整合

司法的最高价值就是公正.司法公正绝不是司法的唯一价值,从近年来西方主要法治国家的司法改革来看,司法公正目标的最终实现还有赖于对司法效率的追求;另一方面,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大内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司法公正价值的重要内容;此外,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是当前理论界颇有争议的对待司法的两种态度,如何在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以实现司法公正也值得思考.因此,司法公正价值需要整合.司法公正价值的整合是诉讼法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诉讼指挥权: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建构

诉讼指挥权的正当性不仅源于人们对诉讼经济性的追求 ,而且还在于它具有矫正正当程序原理内在局限的功能。西方法治国家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中关于诉讼指挥权的规定反映了诉讼指挥权制度的共同要求和普遍规则。处于民事诉讼体制转型的中国民事诉讼法 ,目前正面临着发展和创新诉讼指挥权制度的历史重任。完善中国诉讼指挥权的总体思路是 :以国际社会诉讼指挥权的共同规则为参照 ,建立符合中国审判实践要求的诉讼指挥权规则体系 ;改革法院的事实审理方式 ,合理界定法官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行使诉讼指挥权的范围 ;从保证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程序正当性信赖的要求出发 ,建立诉讼指挥权的救济机制。     

农民权利缺失的理性思考——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缺位和法律恐惧

乡土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随着法治进程的逐渐加快,国家法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引起了乡土社会中的农民的不适应和紧张.法律毫无疑问应当是弱者利益的保护者,然而,在法治现代化的今天,农民的权利保障仍然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信托本质初探

信托是一种移转财产并加以管理的制度设计。它是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者之间所存在的一种以财产权为中心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围绕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分配而展开的①。依据信托原理,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亲自管理财产的情况下,可以将财产转移给他信任的并有能力管理财产的人(即受托人),并指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及收益用于受益人的利益。此时,受托人要保证真正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使收益归于受益人。从中可以看到信托区别其他财产称转管理制度的根本特质,就是将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和收益主体相分离,即所有权…     

监督者抑或当事人？——检察公益诉讼原告双重角色的法理检视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既是诉讼监督者又是诉讼当事人,此双重角色具有法理冲突。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发挥着法律监督功能。检察机关通过检察权的执法监督权能、司法监督权能、守法监督权能实现其各项职能,且每类监督权能由检察机关若干职权构成。检察权的三类法律监督权能无须在检察机关的每项活动中同时实施,构成权能的具体职权也应随着法律实施的需要而动态调整。在检察公益诉讼中,为解决双重角色的法理冲突,检察机关应主要实施执法监督权能和守法监督权能,谦抑地实施司法监督权能。故可取消司法监督权能中的抗诉职权,并转隶司法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的立案侦查职权至监察委员会。     

马克思恩格斯反特权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特权现象产生和存在的根源、特权的内涵,以及反特权的历史任务作了全方位的勾勒,指出了特权的危害性,揭示了共产主义与特权的关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反特权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反特权斗争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论双三角诉讼结构下被害人的量刑参与

以定罪与量刑作为逻辑划分的双三角诉讼结构,在保留控、辩、审三方基本诉讼架构的同时,突显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实现了量刑程序的诉讼化,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从诉讼对抗性、被害影响陈述、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各方面来看,双三角结构下被害人量刑参与具有现实可行性。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建构路径

当前,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正如火如荼,但也饱受争议:质疑者或主张其存在脱法嫌疑,或认为可沿用传统司法框架而无甚必要,或以案源稀缺否定其可行性;赞同者则以环境纠纷增多与环境案件复杂作为正当性依据。这些论争不同程度上忽略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功能和内涵,即通过审判机构的专门化、诉讼程序的特别化与审判人员的专业化,以应对环境侵害的交互性、扩散性与不确定性对环境诉讼的影响。条件成熟时应制度《环境诉讼特别程序法》,对环境诉讼的管辖、审理、执行和公益诉讼等特殊规则进行规定。     

儿童权利在权利学说上争议之探讨

在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正当性问题上,西方学者们一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在选择论和利益论之上。比较而言,利益论作为儿童权利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较之选择论有诸多优势。然而,最终它面临的关于儿童权利问题的挑战和困境与选择论是相同的,也即涉及儿童权利理论的前提性批判、儿童权利的行使以及儿童权利的具体内容等问题。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一个社会组织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培育公民权利意识的西方经验模式为破解我国变迁社会农民工权利意识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由于中西方组织环境的巨大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化进程。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在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化怎样影响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提高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应对社会的组织化提出了何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