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公益诉讼之兴起与走势——基于环境正义与环境诉讼价值进路的分析

在我国,环境污染及其造成的损害日益严重,客观上对损害救济的相关法律提出了变革与发展的要求。然而,传统环境侵权诉讼在原告资格、诉讼事由和诉讼主体——环保团体的诉讼资格方面面临诸多困境。环境公益诉讼在原告的起诉资格、诉讼标的、诉讼事由以及诉讼性质等方面,弥补了传统环境侵权诉讼的缺陷,在实现环境正义、保护环境公益、救济环境损害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恶意诉讼侵权责任中的损害

恶意诉讼行为能够满足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在理论上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中一般条款的规定来追究其侵权责任.然而,<侵权责任法>关于损害范围的界定呈现出保守性的特征,在恶意诉讼之情形下,无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权益.恶意诉讼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既应包括财产损害,也应包括非财产损害.在既非严格意义上的财产减少、也难认定为精神损害的边际损害发生之时,应当由法官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运用自由裁量权作出是否赔偿的裁断.针对恶意诉讼行为人目的多重性的特征,不仅对已发生的积极财产损失应当全额赔偿,对未来可得利益所造成的消极性财产损害也应赔偿,这对于防范恶意诉讼行为以及培育诚信规范的正当竞争秩序大有裨益.     

论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机制的建设

人民调解和公安机关的治安调解是大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化解民间纠纷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作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调解,基层公安部门和民警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它们应有作用的发挥。基层公安部门通过实现警民联合调解,做好两者之间衔接,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在调解纠纷方面出现的不堪重负现象。     

诉讼契约的历史处遇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导源于古罗马时期的诉讼契约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因不同历史时期主流观点的不同态度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命运.诉讼契约在突破原有理论的桎梏与制约之后在当代获得长足发展,进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诉讼契约制度在当代中国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两大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较尚有一定距离.就诉讼契约的未来走向而言,各国民事诉讼契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20世纪以来藏族部落纠纷解决方式研究述论

20世纪初至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期,藏族部落纠纷解决研究多以对史料的挖掘、评述(国内)和田野深耕(国外)为主.进入社会转型期,藏族传统方式与司法的关系愈趋微妙、复杂,给藏牧区的纠纷解决实践带来诸多新的问题.正因此,学者逐渐转向藏族部落传统解纷方式在当代的表达之争.进入21世纪,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这一行列,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与不足.本文拟对国内外的主要调查研究成果加以综述,并就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为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奠定基础.     

公益诉讼法理基础探究

公益诉讼基本理论作为公益诉讼立法的基点和归宿,理应受到特别关注。公益诉讼中当事人、国家均有成本支出,也获得了预防性收益、补偿性收益与正义的收益。在诉讼功能上,公益诉讼具有预防功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功能等。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应选择二元诉讼类型、多重起诉主体、事前预防式与事后补偿式并存、可由公民直接起诉的模式。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现状、问题及进路

案件范围的拓展是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来看,在规范层面,案件范围的拓展呈多路并进之势,但存在部分规范于法无据、拓展无序的问题;在实践层面,案件范围的拓展集中于诉前程序,导致诉讼审查程序搁置虚化,且社会公众仅能为拓展案件范围提供线索,参与拓展的渠道过于狭窄。对此,在拓展案件范围时应当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出发,以“公益”和“诉讼”为关键词,强调拓展的案件必须具备起诉必要性,强调诉讼审查程序的重要性,同时把公众体悟公益的敏感度纳入考量范畴,扩大公众参与案件范围拓展的渠道。     

"跛足"的公司治理——评《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

新<公司法>与旧<公司法>比较而言,尽管引入了许多新的制度,有很大的进步,但仍没有摆脱"缺乏可操作性"这个固有法律弊端,就公司治理中最为重要的累积投票制度和股东衍生诉讼制度而言,这种情况尤为严重.立法部门应立足我国公司治理的具体情况,完善上述制度.     

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研究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事实上却在行使着该权力,检察机关行使该权力的规范依据见于现行司法解释。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的行使范围是民事诉讼违法行为。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行使方式多样,但应当严格禁止使用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或者财产权利的强制性调查措施。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行使程序包括启动、进行和终结三个方面。     

纠问式诉讼概念探微

探析了纠问式诉讼概念误用及模糊使用的原因,明确了纠问式诉讼模式产生的先决条件,在明晰纠问式诉讼的概念基础上,指出中国刑事诉讼不是纠问式。